河北燕郊：一个北京卫星城的死与生
2. 计划外的“京东名城”
区划内的卫星城尚且难以发展，身处河北的燕郊打着“与北京隔河相望，距天安门直线距离30公里”的招牌就更加变得苍白起来。
燕郊的发展让如付利民一样的“北漂”距自己的城市梦想不再那么遥远。
然而，如果梳理这座京东小城过往的历史，除了清康熙年间在此地修建行宫，成为清朝历代皇帝拜谒东陵的驻跸之所，在漫长的20世纪里，无论在经济发展特色还是地域文化上，与中国大多数不知名的内陆小镇类似，燕郊从未像今天这样符号鲜明地进入人们的视线。
燕郊现隶属于河北省三河市，与天安门的直线距离约30公里，西北距首都国际机场25公里，南距天津港120公里，身处京津唐都市圈核心地带，同时也是全国离天安门最近的产业开发区，尽管和河北其他城市比有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但这座潮白河东岸的新兴小城在很长时间里却没能得到北京要素外溢带来的红利。
在研究者看来，原因之一在于燕郊及其所隶属的廊坊建国以来经历了频繁的行政区划变迁。
廊坊解放初属河北省通州地区，1955年河北省通州市改通县，划归北京市管辖，廊坊改属河北省天津地区；1973年河北省天津地区将武清等5县划归天津市管辖，天津地区行政公署迁安次县廊坊镇；1981年河北省天津地区改名为廊坊地区，廊坊镇升为县级廊坊市；1989年廊坊地区与廊坊市合并，撤消县级廊坊市，改设县级安次区，地市合并后设地级廊坊市。而在60年代，燕郊所在地的三河还曾一度脱离廊坊，隶属河北唐山地区。
频繁的行政区划变动使得燕郊面临更高的规划和建设风险。同时，被称为廊坊“北三县”的三河、大厂、香河由于被京津两个大型城市包围而成为全国面积最大的省间飞地，“北京不投资，河北也不敢贸然投资”，夹缝中的燕郊缺乏与河北的经济联系，也就一直游离于河北经济发展的主体之外。
据时任燕郊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的刘炜介绍，直到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大量隶属于北京各部委的单位从三线进行回流，其中部分非能源利用单位进驻燕郊，随后伴随一些生产性单位的进驻，燕郊才逐渐为人所知。
于是，缺乏“政策关怀”的燕郊，更愿意将未来的命运交于北京，和周边的通州、顺义一起寄望区位要素能在北京不断调整的卫星城市规划中得以释放。
与此同时，与世界其他国际性大城市早早开始进行卫星城的规划和建设实践相比，事实上，北京对于周边卫星城的规划起步并不算晚。
1958年，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北京市制定了《北京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草案)》，其中提出了在城市布局上采取“子母城”的形式，并规划了昌平、门头沟、通县等40多个卫星镇。但实际的城市布局却参照当时的莫斯科，采取单中心加放射形路网结构模式。
1983年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重点建设燕化、黄村、通县、昌平四个卫星城，并于第二年出台《北京市加快卫星城建设的几项暂行规定》，推动郊区、郊县经济发展，并试图缓解中心城区越发拥堵的问题。然而此方案并未得以真正执行，“摊大饼”现象更加严重。
10年后的1993年，经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中，提出建设通州、大兴黄村、昌平、亦庄、房山良乡等14个卫星城镇，并提出重点实现“两个战略转移”，即城市发展重点要逐步从市区向郊区转移，市区建设要从外延扩展向调整改造转移。
尽管在城区膨胀的压力下北京的卫星城规划实践已经持续了30余年，但这并未能让区划内的郊县城市结束漫长的机遇等待期。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1998年，14个卫星城的建设用地总规模从157平方公里增长到20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仅仅增长不足20万。
城市研究学者王圣学认为，在上世纪造成北京卫星城建设成效并不理想的主要原因，在于对卫星城的规划、建设只有大框架，缺乏具体的政策和有力的协调；同时，主城区与卫星城之间的安全、快速、廉价、大容量的公共交通网络尚未形成，制约了区域间的要素流通；更重要的是，以土地和户籍政策为主的政策门槛造成了过高的人口集聚成本。例如，北京市就曾规定本市居民进入小城镇“必须购买二居室以上的商品房”。
区划内的卫星城尚且难以发展，身处河北的燕郊打着“与北京隔河相望，距天安门直线距离30公里”的招牌就更加变得苍白起来。
比如，燕郊虽然在1992年被设立为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但辖属8个村庄、人口不足3万，固定投资1.8亿元，地区国民生产总值2.5亿元的经济规模，和同属廊坊、毗邻北京的固安、大厂、香河、涿州等地一样，也难以让外界对其未来产生更多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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