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施耐德能够对现在中国的环境问题还有公共问题得到怎样的提升呢？存在这些问题您觉得施耐德能够帮助这些环境问题还有公共问题得到怎样的改善？
徐骏：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刚刚说到施耐德的口号是施耐德的核心战略，我们给自己起的口号是说我们能够帮助客户提升30%的能源效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我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有一个客户，它是一家钢铁企业集团，年产能在100多个亿的人民币。中型的钢铁企业集团一年160个亿人民币的产能，其中能源消耗的成本占他总体的成本是8%，所以150个亿的8%可以说是12个亿的，如果我们能够有效的帮助他提升30%的能耗，意味着他的能耗的节约可以达到12个亿的30%是3.6个亿。
冶金行业是一个典型，甚至很多企业集团是亏损的经营情况，3.6个亿除上150个亿的销售额是2%左右，对这个客户来讲的话，正好是生存和死亡的界限。经济效益的体现是我们跟客户坐下来讨论的一个重要的基石。如果我们在整个的钢铁企业行业里边，如果我们在所有大型工矿行业里边，如果我们在全国的轻工业里边，都能做到减少30%的能耗，可以想像这个效益是巨大的。
第二个话题是如果我们把能源的消耗降低，不算经济帐我们算一笔环保帐。我们不算二氧化硫这些高污染的排放，我们就算二氧化碳的排放，我们把二氧化碳折成多少棵树来消化。刚才我们说的这一个企业的30%的能耗节约能够折成几十万棵树，但是要植几十万棵树这不是能够实现的，所以我就是说对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有巨大的贡献，更何况为了企业集团。这个企业在河北，大家知道河北的整个污染的排放对首都北京整个的环境是有巨大的影响作用，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话题同样息息相关到我们每一个老百姓每一个公民的生活。
凤凰网：您刚才讲的在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能耗，也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么就可以看出企业发展的方式不仅帮助企业成本上的支出，也是可以影响我们的城市生活，那么您认为未来的工业企业要向怎样的方向发展才能符合时代的发展和城市的需求呢？
徐骏：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有一个大的话题需要坐下来冷静思考和大家讨论的是，工业的发展和我们人类生活水平的提升、生活质量的提升是不是一个必然重合。如果是，我们为什么要发展工业，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我们的结论是，这不应该是一个必然通膨的过程，这应该是一个和谐共同发展的过程，这应该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怎么理解？如果我们不把这个过程管控好，如果是粗放式的生产，大家会很清晰很容易关注到说我们的工业生产排放的废气、废水，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对我们的大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然后这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逆的。比如说他对大气环境的影响，二氧化碳对大气层臭氧层的破坏，对地下水的影响，这是不可逆的。所以如果我们管控好的话，相反的会使我们的工业生产更环保更高效更绿色，使我们的工业生产能够贴近我们。大家都说我们的钢铁企业，甚至所有的企业在城市里边为什么有这些必然性，如果我们能够使我们的工业生产更环保更绿色，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钢铁从北京迁到河北去。这些其实跟我们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我觉得施耐德有这个使命，能做到这一点。我举个例子，在欧盟制造业方面，我们举宝马的例子，宝马是一个自然环保的企业，所以对周边的市民来讲，这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和生活相冲突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这个使命感，应该有这个决心和能力，并且有这个需求去做好这些，施耐德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认为我们应该这样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