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果乐队坚果：游走在社会和乌托邦之间的鼓手

这个世界上打着“做音乐”的幌子无限期延长青春期的人实在太多，在他们当中，有些成为了崔健、罗大佑、李宗盛，剩下的99%不仅分不到一杯羹，反而搭上半辈子，却成为堂吉诃德。

在2002年，一个从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决心当一个全职音乐人，是一件注定不会讨好大众价值的事情。更何况，大众还包括了父母。

“你这是碗青春饭你知道吗？”，“你这天天不务正业的，大学算是白读了”，“所以你以后打算怎么样，你究竟有打算吗？”——父母有半辈子的时间都是在铁路上度过的，他们习惯了那种像火车准点抵达一样毫无悬念的生活。坚果无法向他们解释自己当时的状态——一种和朝九晚五完全相反的生活。

2002年，大学毕业，乐队正式组建。

在此之前，唱片公司几乎收割了所有音乐人的出场和收入，00年网络的突起，极大地打乱了唱片工业已有的流水线一样井井有条的布局，独立音乐人在低成本的创作和唱片市场的瓦解中野蛮生长——这恰恰就是羽果乐队的写实。

01-02年期间，他在南昌各个酒吧坐场，每个场子干两三个月，这批活在小城市的酒吧生命周期极短，坚果和主唱、贝斯手、吉他手一起过着又艰苦又快乐的日子。虽然听起来很不靠谱，却出乎意料地赶上了地下音乐的黄金时代——在一片反对声中，他每个月挣的钱是父母的三倍。

父母的铁路愿望自此彻底落空，账面上可观的数字让一部分反对销声匿迹，但无法让父母感到安心——这种频繁迁徙走穴的背后，是一碗彼此心知肚明的“青春饭”。

果然，这碗饭的热乎劲没能持续多久。

他喝了一口冰水，跟我说起了那些可以称得上“艰难”的时刻。就像电影回放一样，一帧帧在眼前晃过。

2001年，坚果和乐队伙伴们决定转型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的专业音乐人，并将南昌作为日后一切音乐事业的起点。他们天天闭关，把自己锁在吉他手的屋子里，不间断地写歌、录音、刻CD，然后往北京所有唱片公司通发寄出——没有收到一个回复。唱片公司的地址都是通过最笨拙的办法，在网上一一查找的，在无法核实真假的情况下，很多CD都被退回来了——当时有多穷呢？他觉得幸亏退回来，不然亏大了。

2009年，他在上海的第四年，乐队发行了标志性唱片。并在全国24个城市的酒吧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巡回演出。

在西安快要上台之前因为食物中毒差点挂在宾馆里，不懂医的吉他手让他到医院买两瓶葡萄糖直接罐下去，然后勉强支撑着完成了整个演出——“在台上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死亡状态，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感觉四肢在潜意识地打鼓”。

在杭州演出期间，台下只有不到十个观众，安静得非常尴尬，人们的说话声甚至盖过了伴奏。

在广州演出期间因为被毒虫叮咬，很长一段时间内身体上都是流血的脓包，甚至就在各种状况的骚扰下，他还要频频打电话挽回女朋友——但是没有用，巡演一圈回到上海，他面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分手。

他说起这些的时候脸上一直带着笑，既温柔又讽刺。

后来总算熬到了“差点要红了”的时刻——

2007年，来到上海的第二年。羽果乐队作为受邀嘉宾，在经纪人的安排下前往北京参加音乐颁奖典礼。他在机场走出到达大厅的时候，几个彪形大汉一样的保镖前后夹护，将他护送到酒店。次日在工体举办的晚会，同场演出的都是重量级艺人。台下两三万观众的阵容让他感到非常恍惚，这让他们对此事恍惚至今。

在往届的草莓音乐节和迷笛音乐节上他也曾作为座上宾出席，演出时间从人数寥寥的中午两点钟，慢慢往前挪，从第一张发行专辑开始，十年来不断在创作——“我爸妈其实从来都听不到我们在唱什么，但是后来我发现，他们会给身边的人介绍我们乐队，从南昌到上海，其实他们都是台下的观众之一”。

同年，李志的跨年演唱会座无虚席吸引了过万名观众，好妹妹乐队在北京工体的演出半个月内一切票务售罄，赵磊因《成都》走红，从音乐节舞台走到真人秀节目，在这些百里挑一的“个例”背后，无数音乐人与“走红”这一刻擦肩而过。

13-16年，他决定改变眼下的状态，以另一种姿势投入到生活中去——毕业后十多年，他第一次以职业人的身份走向社会，和今天数以万计的应届毕业生一样，为一份offer奔走。就像当年在父母的坚持下，他把高考志愿填上了“汉语言文学”，却在背地里做了四年乐队筹备，今天他和任何写字楼里任何一个上班族一样打卡下班，却走向距离公司将近一小时路程的练音房。他呆了五年，全公司都知道他工作只不过是为了做音乐。去年在羽果光阴浮尘演唱会上，他的老板带头买了一叠门票拉大队到现场去为他呐喊。

每一个独立音乐人的异军突起，都会被纳入文化现象的案例——然而在这些个例的背后，还有太多因为文化“新陈代谢”被过滤的人，他们从酒吧走来，从地下通道走来，从出租屋走来，没有对抗质疑的科班出身，也没有背景强硬的公司团队，每一次的试水都带着湿身的代价。

从坚果到羽果乐队，这十年来他们做的事情并没有太过出格的元素，所有的脱俗都带着妥协，但是这种挣扎太大众也太长久，反而让我们不太认同他只是一个“普通人”——普通人都在歌颂乌托邦，他却心甘情愿沾着灰把它建好。

在日复一日的寻常生活中，无数个堂吉诃德被现实的琐碎敲打，像塔罗牌一样倒下，终于成为了亿万个普通人的其中一员。而坚果撑过了一股又一股的推浪，从一个少年到一个中年人，他理想中的乌托邦直面过世俗的洗礼，挣脱过社会的标准，比起大红大紫的“一票难求”，更难的也许是每日日常里看不到跌宕的坚持。

羽果乐队曾经也叫晶体乐队，我问他，为什么换名字？

“希望我们的乐队能像一枚有羽翼的果实，至少和别的果实不一样”。

【Q&A】

凤凰青年：有没有一个特别想回去的时刻？

坚果：其实现在想想，如果我们能回到零三年或者一三年，再坚持一下下，赶到现在这个好时机。我们能做的也只有坚持。

凤凰青年：你很坦白“工作都是为了养音乐”，有没有幻想过以后的日子？

坚果：09年的时候，第一次出国到西班牙去演出，“外面的世界”让我真切地了解到国外专业的创作状况和音乐文化。

其实我们最终的理想状态就是，靠着音乐到全世界去演出，然后赚了钱再继续创作继续演出做自己喜欢的事，就是享受一个源源不断的过程。

其实我最初的想法是非常非常俗，就像那个谁啊，凤凰传奇啊，一首歌吃一辈子，上春晚，让全国人民都知道我们，就到处走秀就行了。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想想还是喜欢这种很自由的状态。我特别喜欢李健那首《贝加尔湖畔》，特别有画面感，特别美。

凤凰青年：全国巡演的过程中有哪些特别辛酸的时刻吗？

坚果：经纪人带着我们四个人居无定所，他拎着一个巨大的行李箱，里面塞满了我们的CD，他在现场卖。那个月是最艰苦的一个月，也是最快乐的一个月。

凤凰青年：演出期间最感动的时刻呢？

坚果：在郑州的时候，八点钟演出，七点钟开始下滂沱大雨，那个酒吧都淹到了，我当时都绝望了，心想完蛋了这场雨是完蛋了。结果有的歌迷是游过来的，就穿着泳裤在那里泡着水。当时来的人有六十多个人，很不容易啊，那么大的雨。当时我们非常非常感动。

凤凰青年：你自己最满意的一首音乐是哪首？

坚果：《开往天堂的火车》 让我感觉就像一直在开往我向往的那个地方，一直开一直开，没有终点。

凤凰青年：现在的歌手特别是民谣歌手，他的走红是一夜之间的走红，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坚果：这就是媒体的影响力。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互联网，所以我们蛮羡慕现在这个时代的，收获很多，但同时也是来得快去得快。我的目标就是一直演下去，60岁红也是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