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03月07日 11:51
来源：凤凰网商业

尽快建立“重心下移、权力下放”的社会管理体制

近年来，我国发生了一系列备受热议和关注的热点事件，“郭美美”事件、广东的“乌坎”事件、温州动车事故、 罪犯漂白身份，长期“潜伏”现象、“兰考大火”事件、“表叔”、“房姐”、以及今年初让有关政府部门处于尴尬境地的“黄灯叫停”事件、“昭通泥石流”事件等，这些现象和事故的频繁发生并不是偶然的，这是我国的改革步入深水区的信号，是对传统社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的呼唤。

国内外实践经验证明，现代化过程中各种社会矛盾的多发、突出和集中，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社会矛盾的突出和集中多发，一方面说明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快速增长，人们对平等、自由以及权利的主张更加强烈，对知情权、话语权、行动权以及维护个人切身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意识在不断加强。另一方面，在面临和处理这些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时候，也反映出了一些地方政府对社会管理工作不重视或认识不到位，凸显了我国在社会管理方面中还存在诸多“盲点”和薄弱环节。

社会管理存在诸多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我国长期以来奉行的“自上而下，大一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和体制。目前，我们的社会管理呈现出“维稳型、管制型、单向型和补救型”的特征，这种社会管理体制与社会化、多元化、信息化、动态化的社会发展趋势越来越不相适应，也与多中心治理、服务型政府、以人为本等社会发展理念不合拍。这种模式导致的结果：首先是在认识上把所有的社会矛盾都视为消极和负面的，采用“强制型管理”、“高压式管理”的方式，对一切矛盾都采取“捂、瞒、压、堵”的方式，轻视法制规范和道德管理，重事后处置，轻源头预防，片面认为社会管理的目标就是维稳；其次这种“大一统”的模式忽视了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群体在社会管理上的差异性，工作流于形式和表面，以至于在管理上出现矛盾无法化解、引发公众与政府的对立，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受到质疑，政府管理失效；再有就是这种模式的属性决定了其不透明性，决策缺乏竞争机制，公众无法参与到社会事务的决策、管理、执行和监督中来，社会诉求表达机制不顺畅，政府回应能力低，速度慢、效率低；最后是这种模式使得政府在全面履行社会管理权以及公共产品供给权的同时,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与制约机制,为权力寻租和腐败滋生提供了空间和便利。

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现阶段社会管理难题的基本思路是：切实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建立“重心下移、权力下放”的社会管理模式。社会管理作为政府的一项主要职能，其主要目标是“化解社会矛盾”，同时“公正廉洁执法”，以实现“善政”和“善治”。要努力实现管理与服务有机结合，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以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及有效参与为关键，以社会管理方式信息化、多样化和人性化为重点。同时，从宏观层面和法治高度对社会管理制度进行“顶层设计”，实现制度间的相互匹配和相互增强，推动社会管理发展，实现民生幸福。具体政策建议如下：

（一）限制与规范政府权力，建立广大人民群众便于参与的举报监督机制

政府作为社会管理的主要主体，对社会管理事务拥有高度的决策权。同时，政府也是社会管理的责任主体，应明确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在社会管理中的职责，限制与规范政府的权利和地位，清晰界定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职责，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把政府的管理职责和行为标准进行公示，接受公众的监督。强化举报制度，把民众便于应用的网络信息技术作为社会监督的有效手段。如目前的“网络反腐”，相比传统的社会监督模式，网上举报因为其速度快、影响大和低成本、低风险的技术优势，更容易形成舆论热点，有效预防、遏制、惩戒腐败行为。

（二）发挥基层社会自治组织作用，建立基层和谐社会单元

扩大公众对社区、市政的参与度，公众参与可大大减轻社会管理的成本，提高社会管理效率，也可以提高社会管理质量，调动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同时也能够避免矛盾争议的产生。新时期，充分发挥公众参与作用的基本途径是健全城市基层社区和农村基层社区功能，要发挥各种基层社会团体的自治作用，提高基层组织自我管理、自我监督和自我服务的能力，由政府制定规则让群众执行转变为政府与群众共同参与标准制定、共同监督标准执行，使群众真正成为社会服务管理的参与者、受益者和监督者，形成政府管理与基层自治良性互动的新格局。中国自古就有“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思想，那么在现代社会，同样也要按照自下而上的思维，构建个人、社区、国家三个层次和谐社会的单元，最终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

（三）全面建立起全社会的协商对话沟通机制

新时期的社会管理方式，要从命令与服从这种单向的管治行为，转向各个主体之间的协商决策、合作管理、透明化管理、法治化管理的治理活动；社会政策制定，要从封闭、神秘方式走向公众参与、多方协商和透明化决策，减少决策的随意性。要最大限度地畅通不同群体的利益表达和诉求传递渠道，通过信息反馈的沟通回应，把社情民意，特别是公众对政策或者决策不满意的信息迅速输送给政府，使政府社会管理政策或者决策真正符合公众的意愿和需求。要完善领导接待日制度、自由信访制度、信息公开制度、举报人保护制度以及心理干预机制等。

（四）建立政府官员政绩科学考核的制度和指标

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工作都是以“维稳”为主要目标，在政绩考核的时候总是以“零事故、零上访，死亡人数、安全事故低于某个指标”来衡量，或者就是“炫耀式”政绩，以建设全国乃至世界之“最长、最高或最大”等来衡量，这些政绩考核标准都是不科学的，最终的结果是树立了公众的抵触对立情绪，对政府失去信心。我们要改变这种凭有多大“捂、堵、瞒” 能力的考核办法，更多的从重视防控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回应能力和处理突发事件应急能力的强弱方面来进行考核。就是不要仅仅比出不出问题，更要比预防矛盾、化解矛盾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五)将社会矛盾作为社会发展的契机与社会管理的动力

社会矛盾的出现，说明了某种生产关系已经约束了生产力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有了求变的呼声，此时的社会，需要变革才能进步。社会管理应该把社会矛盾的出现看成是社会变革的“信号”，通过集中有效的解决各种矛盾来获得公众的拥护和信任，同时也可以通过某些事件来增加民族的凝聚力和爱国热情，这样就把社会矛盾转变为社会前进的机遇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