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很多东西不变，只是中国永远在变
———封新城
一本杂志的灵魂就是它的主编的灵魂。在中国南方，榕树茂盛之处，有一本杂志，"每期还没买到，网上已经流传出了关于它的一切。"它就是《新周刊》。其主编封新城，就是这本杂志最核心的灵魂人物。
在中国，传媒还没有真正成为传媒。中国的媒体，依然存在着很强的传统属性。
1996年，距离新世纪来临仅4年之距，没人会想到当时的社会已经在孕育一场大变革。此后的不久，互联网带来的全新的信息交流方式，就开始对传统媒体带来新的挑战。而20年后的今天，技术革命带来了媒体自身的革命和更迭，基于移动互联的新媒体，已经从正面、从内部，威胁到了迟缓而傲慢的传统媒体。
接受凤凰网专访的封新城，也认同新媒体给传统媒体带来的巨大冲击，的确是当下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但他依然坚持认为，现在媒体面临的主要不确定因素，也仅是新媒体的挑战，其他并没有什么。
在封新城看来，自本世纪初以来便不断遭受互联网等新媒体冲击的传统媒体，必须坚持发出属于自己的独特声音，才能在哀鸿一片的环境中，完成转身。
在好友许知远眼中，封新城就是那个不变的根基。“《新周刊》每次的封面故事，都像是当年革命标语一样，斩钉截铁。而深感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的读者们，则像是找到了可暂时依靠的东西。”
这是一个变和不变同时存在的时代。封新城认为，虽然技术环境和阅读模式在变化，但造成传统媒体迟缓困境的，并不全是传媒业本身的缺陷，“中国没有真正的媒体，也依然存在着很多传统不变的属性。在中国做传媒，有太多的难度，新闻至少应该做到的是逼近真相、报道真相。但在中国，传媒还没有真正成为传媒。”
“世界上很多东西是不变的，只是中国永远在变。”封新城说。
在新媒体的冲击当中，传统媒体要有所作为，而我们就能够引领潮流，甚至成为传统媒体当中第一人。
《新周刊》，一本以新锐、话题为成功标签的南方杂志，从1996年8月份创刊以来，历经十余年的发展，已成为中国社会变迁敏锐的观察者与记录者之一。
我们有一套我们的东西，也可以说是“自说自话”， 始终坚持自己的特殊报道方式。封新城认为，《新周刊》主要执行的报道风格，是始终保持对社会潮流动态的高度敏感，彰扬无情解构的犀利风格，开创多种全新传媒报道模式。
《新周刊》副主编周可指出，如今传统媒体的社会环境和运作压力，相比于十年之前，有了更多糟糕和不利因素，越来越不利于发展。现在，新媒体已经对传统媒体的内容生产带来直接冲击。大环境的变化，使得内容、市场都发生了转变，迫切需要媒体重新寻找全新的发展方向。
“阅读模式已经变了。90后这一代来说，基本上已经是屏幕阅读了。”封新城指出，被冲击最大的就是报纸，其次是电视，然后是杂志，这是一场对整个传统媒介的深层次冲击。
“本世纪初和最近几年，大环境又开始变了。现在的这种状态，已经不是一种很自由的状态，逼得我们自己去找到适合我们生存的路子。”周可说。
《新周刊》所坚持的“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周刊”定位，加之他们特意维持的“话题发源地”想法，也为自己获得了新、旧时代的共同认可，成为这个复杂中国留给传媒界的一个经典。
“在新媒体的冲击当中，传统媒体也要能够适当地找到转变，在新媒体之中有所作为。比如说当微博出现之后，我们的《新周刊》就能够引领潮流，甚至成为传统媒体当中第一人。”封新城说到。
你正着想，我偏要逆着想、倒着想、侧面想。要想办法去冲破。
“要知道。当时。那真的是一种气质。”一位读者如此评价《新周刊》在整个媒体界的调性。
早期的《新周刊》，犀利、独到、中肯、大胆，掌握了很多话语权甚至能够引领趋势。对于主流思想的禁锢，封新城偏要想办法去冲破。“你正着想，我偏要逆着想、倒着想、侧面想。”
封新城认为，目前媒体的危机，在信息传播的渠道优势丧失背后，更多的是新闻报道核心珍稀性的丧失。如果地方都市媒体刊载的新闻，都是昨天甚至前天网络热点，那这份报纸也就必然失去了新闻价值。
“有些人会形容，永远不知道新周刊的下一期是什么。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讨论的方法也不一样，所以总能给大家带来一点新意。”封新城如此解释，为何在新媒体的冲击下，《新周刊》依然能够成为优秀杂志的代表。
过去的二十年，是中国传媒行业的黄金时代。伴随一群优秀媒体人成长起来的，是一个快速演进的社会和复杂多变的中国，这样的时代际遇也给传媒业书写历史，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依靠特殊的报道方式和全新的语言表达，杂志试图对快速演进的社会、对社会当中各种潮流、观念进行总结和提炼。石破天惊的切入角落，大手笔的恣情解构。”这是一位忠实读者对这本杂志的第一印象。在封新城看来，这正是《新周刊》“自有一套做法”的外在表现。
不过在本世纪初，互联网时代到来的时候，这种成功模式，也同样遭遇到巨大冲击。“因为我们是一个话题杂志，很多话题经过互联网的冲击之后，就完全碎片化了，所以杂志能够引领的话题就少了。”封新城说。
但是最初的冲击过后，杂志很快又调整回来了，仍然保存着它特殊的表达和特殊的阅读感受，有它特有的受众，有它独特的声音。
封新城认为，《新周刊》主要执行的报道风格，是始终保持对社会潮流动态的高度敏感，彰扬无情解构的犀利风格，开创多种全新传媒报道模式。在杂志内部看来，这是一种“自说自话”的新锐模式。要自创报道语言和问题视角，并始终坚持自己的特殊报道方式。
传统媒体在新媒体的冲击当中，必须有所作为。“《新周刊》和@新周刊之间，已经完成了一个转换。”封新城说。
我们内心的坚持在说，纸质的东西应该回到它自身，它是传播形态当中的高端产品。
面对冲击，在“变与不变”之间，传统媒体该如何权衡并理清自我的发展方向？
封新城始终认为，中国媒体应该是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回到它自身，回到纸质上，把纸质东西做到高端。
“我们内心的坚持在说，纸质的东西，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出路了，而是说受众群分的更细了。杂志读者会变的更高端、更明确、更专业，它是传播形态当中的高端产品，甚至不妨走向奢侈品。未来纸质的东西，可能就会奢侈品化。”
而《新周刊》副主编周可则大胆地认为，不必考虑传统媒体读者的流失问题，而是要转变整体经营模式，从内容经营到品牌经营。媒体，也恰恰非常适合互联网这个时代。没有必要去想怎么样转型，而是要去寻找媒体自身跟互联网气质的相通之处。
周可认为，传统媒体的转型并不是简单的介质上的变化，而是要去开拓一个新的领域
一个全新的模式，可以在原有的资源上做新的整合。新媒体的平台，并不是传统媒体内容的一个延伸或二次传播，而是要创造和引领媒体观点和话题探讨。
新媒体的出现，的确对传统媒体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尤其是广告方面的下滑。越是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媒体就越要把广告捡回来，开始做全媒体的市场化营销模式。比如在广告之外，可以做品牌活动，再反过来推动内容生产和市场推广的关联和合作，这样促进内容生产的模式和导向的变化，最终完成华丽转身。
“纸质媒体的读者，在变老，在流失，但是品牌的影响力还在。面对这样的困境，纸媒需要一个新的做法：媒体要从报道资讯，变成生成话题，要考虑到跟读者的更多的互动。你不一定需要读者买你的杂志，但是需要他了解、知道你的杂志，你所做的东西。”周可说。
“纸媒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当你回顾这家纸媒的发展历史时，你很难记得它的任何一个报道。但是如果媒体能够通过报道，创造出一个话题或品牌，就具有了非常好的品牌传播性，通过互联网，反而能够获得无限的非常好的品牌传播性。” 周可认为。
我影响社会的路径，是通过行动直接改变
———邓飞
变革时代，是坚定自我，还是引领时代前行？在知名调查记者和公益人士邓飞看来，这从来不是两难之选。媒体人、公益人、社会推动者，同时糅合了多种职业身份的他，这一次，给自己加上了"骑士"的称号。这个意味着勇敢、前行、英勇而担负责任的褒义之词。
在我年富力强的33岁，我找到了某种使命：通过教育去改变孩子命运，自由地向上流通，而不是一出生便是沉沦，永无翻身之日。
变革时代，是坚定理想信念，还是引领时代前行？作为知名调查记者和公益人士，邓飞，在变革笃定理想信念，不断前行。出身著名记者的他，在技术革新社会的新生时代，依靠信息技术汇聚社会力量的优势，致力于公益事业和社会建设，取得了令人尊敬的成就。
“我是一名调查记者，是记录失败史的人，也就汲取了一些教训。我知道我们反对和憎恨什么，所以我们坚持建立一些正确的价值观和方法——民主、公开、透明，多中心和联合等，形成一个平等、自由和崇尚专业的工作平台，帮助每一个参与者持续高效发挥他的创造能力。”
在邓飞的眼中，中国的调查记者们，很像中国传统武侠小说里面的“侠”，他们迷恋、追求的是诗人李白所描述的至高境界，“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这是别人，也是邓飞。
“在我年富力强的33岁，我找到了某种使命：关切和帮助这些乡村孩子获取基本公平与保障，支持他们通过教育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可以自由地向上流通，而不是一出生便是沉沦，永无翻身之日。”
正如胡舒立所言，“新闻是易碎品，而我们的追求，是让新闻不那么易碎”。邓飞所追求的，依然是通过行动和努力，改变国民性格，将人们的善良力量团结起来，促进公民社会和公民责任的发展，用觉醒、行动来改良中国社会，并且实现公民自立，在公益实践
中训练和积累多种能力，推动公民社会持续成长。
我们不等不靠，行动起来，只要我们愿意展开行动，解决切实的问题，就可以得到社会的信任和支持，实现自我赋权。
2011年4月，一次偶然的贫困地区调查采访，邓飞在贵州山区发现中国乡村儿童普遍面临的一个困境——他们在学校里没有午餐，又不能回家吃饭，只能饿着。多达6200万的农村留守孩子，没有父母陪伴，更没有太多机会改变自身命运。
幸运的是，此时的邓飞，超越单纯的调查记者思维，想到了采取行动。他敏锐地把握到，虽然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各方撕裂互害、少有合作，但孩子还是中国人最大的公约数。每个人对孩子，都会有内心里最柔软的那一块。
没有钱，没有权力，甚至公益的专业能力也没有，但有爱、有使命的巨大感召。邓飞带领自己最熟悉的新闻媒体队伍，和大学生、公益志愿者们，开始了艰辛的公益之旅。
事后证明这是一部精彩之作。三年多来，邓飞创办的免费午餐已经帮助全国360多个学校8万多名儿童，解决了午餐问题。
随后，邓飞又奋力在诸多公益项目上，相继发起了大病医保、暖流计划、女童保护、点亮心灯等一系列乡村儿童公益项目，并集群组成中国乡村儿童联合公益组织，全面关切和缓解乡村孩子诸多困境。
更重要的是，通过免费午餐公益项目，中国乡村孩子的困境，得以进入社会视野和国家战略，很多人的困难得到纾解；而邓飞结合网络的微公益模式，又使得这些公益活动得以透明公开，变得人人可为；此外，这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民性格，推动那些以往习惯抱怨批评、拒绝反思和担负公民责任的人们，逐渐觉醒、行动并尝试解决社会问题。
在邓飞看来，免费午餐的社会意义早就超越了简单的公益范畴。
“我们不等不靠，行动起来，实现了公民自立，并在公益实践中训练和积累多种能力，推动公民社会持续成长。我们证明了只要我们愿意展开行动，解决切实的社会问题，就可以得到社会的信任和支持，实现自我赋权。”邓飞说。
2014年，为了根本改善乡村困境，邓飞又联合中欧商学院的校友们发起“e农计划”，尝试使用移动互联网发展旅游和农产品销售，帮助农民增长收入，解决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的问题，帮助乡村有尊严成长。
我以骑士之名，呼唤行动，而不止于抱怨；我们融合，而不止于分裂；我们建设，而不止于破坏；我们创造，而不止于对抗。
“免费午餐”的成功，让邓飞找到了一种改变社会的新方法。
“我以骑士之名，呼唤我们行动，而不止于抱怨；我们融合，而不止于分裂；我们建设，而不止于破坏；我们创造，而不止于对抗。政府、企业和社会三方面合力，去解决一个又一个的社会问题，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这是邓飞在最近一次《建设比抱怨更具有价值》的主题演进中，用来结尾的一句铮铮之言。
在邓飞身上，同时糅合了多种职业身份。媒体人、公益人、社会进步推动者，这一次，他给自己加上了“骑士”的称号，这个意味着勇敢、前行、英勇而担负责任的褒义之词。
对于传媒在时代变革中，所遭遇的困境和展现的机遇，邓飞认为，媒体形态的变化，并不代表新闻媒体的衰落。
邓飞认为，自己的成功，就是借助移动互联网，使用了互联网的思维和方法——资金众筹，事务众包，社会化参与。微博实现信息大规模自由流通，微信帮助实现组织管理和多人协同合作的问题。只要移动互联网出现新的技术和工具，他都会紧紧跟上，为他所用。
“在传统媒体，读者是一个群体，记者很难作为个体而被写作者所发现。新媒体时代，接受和看到你的文章、观点的受众，他们就在那里。”
邓飞还认为，新媒体，让他逐渐找到了一种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即除了揭露和谴责，还可以挖掘人心之中向善的力量。新媒体可以更灵活而便捷地让他发声，找到所希望传递的受众。
“中国媒体人试图记录和描绘这个国家与时代的追求，是没有改变的。我们的时代正变得愈加复杂而丰富多彩，当此之时，媒体行业所作出的改变和坚守，也是必要且正常的。”邓飞说。
微博、微信让信息的自由流通变得更加便捷，带来的是公众更多地参与公共话题的讨论，形成一个相对此前更为理想的“观点的自由市场”，不仅改变了传媒的形态，也改变了政治生态和舆论生态。在新媒体工具下，出“国家”和“市场”之外，如果发育出“社会”，这对于政治生态的改变，将是意义深远的。
以前，我影响社会的路径是影响读者，再影响社会。现在，借助新媒体工具，可以试着通过行动来直接谋求改变。
“在我当记者时，我们用监督去推动社会，但同时可能制造了更多愤怒，如果不能合理纾解，愤怒会变成戾气。但如果用爱和善良去建设，容易达成共识，实现改变。我们收获的就是爱和善良，这也是一种良好改变社会的方式。”这是邓飞投身公益事业所获得的最珍贵、最诚恳的精神收获。
邓飞认识到，中国不缺少写字的人，而缺少行动者。可以利用微博动员和团结海量的资源，去帮助解决问题。在邓飞酝酿“微博打拐”活动时，那个他苦心寻觅3年的孩子，居然通过微博找到了。
“以前，我影响社会的路径是影响读者，再影响社会。如果没有微博，我依旧是每年贡献出几篇有影响力调查报道的调查记者。现在，借助新媒体工具，可以试着通过行动来直接谋求改变。”
现在的中国，是变化最快、最复杂并且新闻层出不穷的时代，但是记者们却深感无力。在政治大环境和大气候下，传媒的“社会公器”地位也似乎变得模糊。
在邓飞看来，记者的无力感，是源于他们对这个时代、这个国家有太多的责任与爱。作为这个时代的瞭望者、守望者，在风雨飘摇的大时代，传媒总是要发出理性的声音，为这个时代存照。
在邓飞看来，建设比抱怨更为重要。新闻记者也不必自我强化悲情主义。毕竟，一个社会的进步和转型，总是要经历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
中国传媒行业的市场化历程，只有短短不到30年的历程。人们常常把从2003年《南方都市报》孙志刚案报道为发端、延续到2013年的这十年，称为中国市场化媒体和调查报道的“黄金十年”。
这十年里，邓飞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到这个行业中来，并且在缓慢地形成一个传媒人的职业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有着相同的价值观和较为一致的新闻方法论，在一些重大新闻事件中，职业共同体的成员们并肩作战，并在媒体同行遭遇某些困境时，彼此守望相助。
在邓飞心里，依然存有一个美好的梦想。那就是媒体老总可以不仅仅是为追求发行量和读者眼球而办报，媒体的记者们能够拿着一份有尊严的底薪，能够写出这个时代最剧烈的变化和最幽暗的秘密。
“如此这般，当一名记者，何等快意。”邓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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