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9月17日 17:48
来源：凤凰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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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县一级的三甲医院，医生是什么工作状况呢？已经不需多做描述。笔者的亲身经历，一个小小的外科手术后，需要主治医生查看伤口恢复情况并换药，当我早晨七点赶到医院时，主治医生还在另一个病患的手术之中，直至下午一点，这位疲惫不堪的主治医生才终于出现。

对于患者来说，长达六七个小时的等待，无疑会顿生愤怒。而对于医生来说，从清晨到下午的高强度工作，也是个人无法承受。那么，症结到底存在于何处？医疗资源的高度集中化、医护人员的高度体制化，医患比的高度失衡化。

譬如，通过社交网络而迅速走红的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医生于莺，数年前选择从医院辞去公职，并筹划自己的全科私人诊所。而在这之前，她编著的医疗图书，就已经获得广泛好评。通过社交网络积累的忠诚粉丝，已经成为信任于莺医疗水平的忠实患者。

但就在于莺寻求脱离体制、独立发展时，却遇到了行政流程上的诸多困难，最后甚至要放弃开设家庭诊所的规划。对于莺来说，患者和口碑已经不成问题，而体制门槛，却成为合法行医的挑战。

不在体制内公立医院，连医生的职称评级、升职升迁都成问题，这是众多医疗改革批评者很少关注的行业性壁垒。因为大多数人，还是将着眼点放在了医疗经费、药品价格等看得见的利益方面的市场化改革，但对于医疗人员的停滞和封闭，评论界总是摆脱不了围绕“体制”做文章的思维局限。

随着社会整体富裕水平和医疗供给能力的发展，具备单飞能力而选择脱离现有医疗体制的一批优秀医生，必然会选择自我发展和个人创业。这是笔者认为的一项符合社会发展途径的医疗变革，也必将促使医疗服务呈现新的业态，并实现社会资源的自动最优化配置。

任何改革，首先是对人的解放。自由的医生，自由的新型医疗组织，是摆脱了行政命令，交由社会实现配置的不断最优化，并且只需要医疗主管部门负责职业技术准入和医疗质量管理即可。而且，从实际的操作情况来看，社会对高端医疗机构的需求，一直是供不应求的。反而是改革滞后的行政体制，限制了这一先进模式的发展。

在笔者所生活的城市，就有非常典型的案例。多年前，市区只有一家规模较大、条件较好的妇幼保健专科医院，由于市场无法提供其他水平的医疗服务机构，妇幼保健医院仿佛成为人们的唯一选择，产科永远人满为患。而后来，市场上突然出现了一家主打医护服务的私营高档妇产诊所，实现了单房、专人护理，具备高端消费能力的人群，又纷纷选择去这里享受更为贴心、专业的妇产服务，妇幼保健医院迅速流失高端客户。最后，妇幼保健医院痛定思痛，专门投入资金，扩建病房并装修升级，所有服务标准均向民营医院看齐，人们又调头转向选择了回来。

无独有偶，在教育、律师这几个社会热门行业里，也同样呈现出自由、进步的竞争发展模式。目前，在华东、华南的普遍地区，几乎都出现了招生远超公立学校的大型私立中学。而正是灵活的用人机制和开放的行业空间，给原本也资源配置矛盾的基础教育带来的新的改革成果。为了获得更好的教育效果，学生家长们甚至主动放弃公立中学，转投私立学校。

应当说，中国医疗，失去了长达十数年的宝贵的市场化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似乎只发展出了“见不得人”的民营生殖专科医院，但这种具备明显的利益驱动、不追求专业口碑和本地化市场的财阀投资行为，也得到了野蛮发展，说明社会对医疗的需求，能够产生并培育出更多的民营医疗机构。

中国医疗资源的短缺，实际上更多、更为扭曲的是结构性短缺，整体性短缺并不是那么迫切，社区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甚至还有很多空置医疗资源。解决医疗资源的结构性短缺，除了加大整体医疗服务能力之外，最重要的一点是，让人们能够选择到想去的地方，这就是医疗资源配置上的市场化和自由化。医生想去自己想去的医疗机构、患者想去自己想去的医疗机构。试想一下，如果从协和医院跳出来的于莺，在自己的私人诊所里就医从诊，怎么会没有众多患者上门呢？

遗憾的是，目前的任何医疗改革和讨论焦点，都是围绕体制内资源的腾挪和药品价格的控制，依然带有浓厚的行政和计划色彩。行政制和计划制一日不剔除，几乎所有的医护人员都不敢离开体制内公立大型医院，民间医疗机构的大发展几乎无从谈起。而如果社会上只剩下体制内公立大型医院，那么这种资源高度集中化的弊端，也只能让就诊民众只选择集中于大医院，造成人满为患、疲于奔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