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叶自成
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龙泉霖
现在的中国社会，一方面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另一方面也积累了大量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思想伦理上可以归结为三大问题：
1民族凝集力的消解和核心价值观念的缺失。2官本主义和拜金拜物主义盛行。3整个社会的道德伦理水平严重下降。
除了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之外，中国还必须重建有影响力和凝集力的国家意识形态，重建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体系。民族的复兴首先是民族精神的复兴。国家的崛起首先是思想的崛起。改革的成功首先是思想理论的正确。
而在这一方面，当前中国必须要做的思想任务，就是以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使之更有生命力、更有影响力、更有凝集力、更有感召力。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学习西方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流和大趋势。今天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与我们学习西方的优秀成果是分不开的。但与此同时，从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到文革时期的批林批孔，淡化、批判和否定历史文化成了中国的文化基调，即使肯定法家也不知道何为法家真精神，大办孔子学院也不知道何为孔子的真精神；什么是历史文化中的糟粕和精华，从来没有全面系统地梳理过。没有紧密自觉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相结合，这是我党建国以后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的一个重大缺失。
如果一开始就坚持老子的道法自然的思想，我们今天的生存环境又何至于恶化到今天的程度？如果一开始就坚持孔子的以人为本、人人进行道德伦理修养的思想，我们的社会道德伦理又何以恶化到今天的程度？如果一开始就坚持老子和孔子民本主义，我们的官本主义、官僚主义又何以严重到今天的程度？如果一开始就坚持商鞅的以法治国、有法不依等于无法、法官独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治不听君民不听官一切皆断于法，今天的政治腐败、有法不依、跑官买官又何至于严重到今天的程度？
现在的路走起来步履艰难，老路走不得，回头路不能走，苏东改旗易帜的邪路不能走，西方式民主选举的自毁中华的路也不能走，唯一能走的，就是在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更紧密更自觉地结合，以后者补充、丰富、发展、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高度创新特色的、不同于苏东之路的、不同于英美之路的人类文明的第三条路来。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有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的精华结合，才会越来越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口号，只有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的精华结合才会有坚实的土壤和基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勤劳、勇敢、智慧，开创了民族和睦共处的美好家园，培育了历久弥新的优秀文化”。
现在急需进行的工作，就是梳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中的优秀与平庸、、先进与落后、精华与糟粕、历久弥新有生命力与腐朽陈旧反动没落的内容，以其中的优秀、先进、精华、有生命力的内容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结合。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历史文化包含丰富的优秀、先进、精华、有生命力的内容和价值。
华夏主义就是在政治思想、核心价值观念方面的优秀文化的集中表现。
华夏主义就是老子道治、孔子德治、商鞅法治思想中精华的结合。
华夏主义包含了许多不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具有普世性的核心价值。
一、老子道治思想的核心价值，包含可持续发展观、自由主义、公平正义、民本主义、多元主义、和平主义、不干涉主义、顺势而为等内容。
1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上，老子提出“道法自然”原则。人类社会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是人类世界1.0版的可持续发展观。不仅整个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应当是人类效法自然顺应自然，也体现为作为个体生命的个人本身，通过自朴、自律、节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老子主张个人的生活知足常乐，顺应自然的纯朴生活，过分追求奢华的物质生活，不但必然损害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不利于人的生命的存在和发展。
2在政府与社会-、社会与个人、领导者与民众的相互关系及国家间关系上，老子的原则是“无为而治”，就是社会与民间的充分自由、损补抑举的公平与正义、以百姓之心为心的善治、宽容之心与多元主义、反对不义之战的和平主义、无事取天下的不干涉主义。
（1）、自由主义，社会和个人充分自由。老子的自由主义表现为积极倡导社会与个人的“四自”精神，就是自化、自富、自朴、自正。具体来说就是“我（领导者-统治者-引导者）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老子•五十七章》。
（2）、“抑举损补”的公平正义。在社会和个人拥有充分自由的前提下，还是会出现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不公正的消极现象，因此又主张采取措施让社会实现某种平等、平衡，有如“天之道，其犹张弓与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老子•七十七章》。
（3）、民本主义，以百姓心为心的善治、爱民政治及政治评价标准。老子主张“政善治” 《老子•八章》。善治的基本表现就是“爱民治国”《老子•十章》。一国政治好坏的评价标准，是以百姓对政府的态度，从无为而治到有为政治共有四个层次。“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十七章》。民众对统治者评价的高低，是决定好政治-坏政治、良治-劣治、善治-恶治的唯一标准。一切权力的行使皆以百姓之心为取向，所以“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老子•四十九章》。
（4）、宽容主义、多元主义。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得）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得）信）”《老子•四十九章》。一个社会和民众充分自由的社会，一个宽容的社会，也必然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正如老子所说，“夫物或行或随、或噤或吹、或疆或挫，或培或堕”《老子•二十九章》，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太）”《老子•二十九章》。
（5）、和平主义、不干涉主义。在国家间政治方面，老子总体上反战，因为任何战争都会损害百姓的利益，给社会带来灾难。但如果不得不进行正义战争、自卫战争时，则必须善于作战，争取获得战争的胜利，但要适可而止，即使是胜利的战争也是对社会不好的，因此战争的目标是以战止战。老子主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老子•五十七章》。对于国家间关系，老子还主张妥当处理大国与小国关系，主张以大事小，以小事大，“大者宜为下”《老子•六十一章》。
3、在社会实践与基本原则的关系上，老子主张无执原则，一切皆必须顺势而为。
从政治哲学来看，老子最独特的思想是其顺势的思想，也是华夏民族独特的思想价值。一事该不该做，取决于道；一事能不能做，能不能成，则不仅取决于道，而且取决于势。用今天的政治语言来说，国家政治和国家间政治之“势”就是指：1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2领导者的观念、战略、领导力等品质；3官民关系、民心、民风；4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5经济发达程度；6军事力量的数量和质量；7国家所处的国际格局的性质、特点；8与周边邻国的关系等。因此，老子范式中的无为无不为，无为而治，以无事取天下，都可以归结为顺势而为。顺势所做的一切，都是无为，也都是无不为，无为、无不为的标准就是看是否顺势。尊道而行的人，应当“无执”。顺势无执就是要适时变化和改革。
所以，老子的政治思想主张自由，但不主张放任，因此有抑举损补之道；老子批判权威专制，但不主张无政府主义，因此有圣人政治；老子主张圣人治天下，但不迷信圣人，因为“圣人不仁，以百姓刍狗”《老子•五章》，民众只能实行自我拯救，以柔软胜刚强；老子主张社会民众充分自由，但不迷信百姓的能力，主张民众也应当“自知”、“自胜”、“自爱”《老子•三十三、七十二章》；老子主张以民为本，但不搞民粹主义，因为民众在各种伪诈、机巧、功利等思潮影响下也会出现各种乱象，所以老子倡导“知足”和“见素抱朴”来引导民众。
综上所述，在人类与自然、统治者与民众、权威与自由、战争与和平、国家与个人、坚持原则与顺势而为等相互关系的内容上，老子的政治思想是最好的。
二、孔子思想中的核心价值：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民本主义、人才主义、中庸之道
1人文主义。 “孔子学说，从根本到枝叶，都以‘人’为其最高、最后和最直接的对象与目的，为发扬人性、发挥人力、拥护人权、培养人格，可称之为人文主义”。人文区别于自然，有人伦之意；区别于神理，有精神教化之义；区别于质朴、野蛮，有文明、文雅之义；所谓人文，标志着人类文明时代与野蛮时代的区别，标志着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性的张扬。
把人之道讲到极致的，除了孔子没有第二人，远在各家思想之上。
2人本—民本主义。
人本主义首先是民本主义。孔子的仁学最根本的本质要求就是爱人，首先要求统治者对民众要有仁爱之心。“庶、富、教”构成了孔子的民本主义的基本内容。 “庶”就是指百姓“人口众多、人丁兴旺”； “富”就是经济富裕，百姓富裕；“教”就是提高民众的精神素质。孔子倡导的“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的基本内容就是要尊民、爱民、惠民、济民，包含有丰富的“民本”思想《论语•尧曰》。
孔子看到了物、利、富、贵对人的生活的重要性。但是人类社会不能以利为本，以富为本，不应该是利本主义（在现在就是资本主义）。也不能以贵为本，不能是贵本主义、官本主义，人不能成为官的奴隶，不能成为官欲的奴隶，做不做官，不是衡量人的标准。孔子思想是彻底的民本主义，高于苏东和英美思想中官本和资本之下的民本。
3、人道主义
孔子的仁学是人道主义，是孔子从人之为人的基点提出来的为人之道，即以道事人。
(1)自我修养之道。人之为人，就在于人有尊严，有人格，有气质，有精神，人应宽容，有同情心。孔子的思想中，有大量的内容涉及如何为君子，如何成为一个有人格、有尊严、有气质有精神的君子，表现为对仁义礼智信忠勇孝廉耻等德行的论述上。
(2)领导与被领导（君臣、上下）之道。 以道事君，以道对上级是孔子的基本精神。领导与被领导、上级与下级是建立在相互的道德约束基础上的，只有君仁臣才能忠，只有君守道臣才能尽力，以道事君，犯颜直谏，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具有相对平等的关系。
(3)为政之足食足兵足信之道。食、兵、信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要素。足食就是指经济，没有经济解决不了民众的基本生存问题，这是指国内的生存；足兵，就是发展强大的国防力量，没有兵无以自卫，无以御敌，是满足国家的外部生存的需要；足信，是针对足食和足兵这两个物质需要而讲的，是指国家立国、生存和发展的精神追求，是国家的软实力。
(4)为政之“寡均之道”。孔子认为，一个国家不怕贫穷，而怕财富不均；不怕人口少，而怕不安定。财富均了，也就没有所谓贫穷；大家和睦，就不会感到人少；安定了，也就没有倾覆的危险了。如果做不到平衡贫富差距，反而加剧这个差距，就会引起国内的动乱。 这与老子的损补抑举之道有共同点。
(5)为政之“义利之道”。孔子明确提出了义利问题。义，就是指本着做人的道德行事，利就是指具体的利益（声名利禄等）。孔子不是不要利，而是非常在乎利，重视利，因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但要利、得利的关键，在于是否合乎义的要求，就是说，要看利的正当性。君子可以为义而舍利，但如果义利兼得，又何乐而不为？，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
(6)为政之民生之道。人的尊严是通过解决人的生存的基本问题即民生问题得到实现的。在《礼记•礼运篇》描述的大同世界中，孔子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设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是人类思想家中最早表述社会保障制度的。
4君子--人才主义。
仁学就是“君子学”。君子就是国家的治国之才，国有君子而治，国无君子则亡。人才主义就是君子主义。仁学的基本取向就是要培养有修养有志向的君子和人才。君子是孔子仁道的最终实现者。他的人文、人本、人道主义，都要通过君子才能实现。因此，孔子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的关键就在于选择人才，在于培养君子，把那些正直的人提到公职上去，是领导者最重要的任务。故“为政在人”。
5、孔子的忠恕中庸思想
孔子思想中的忠恕强调为人做事要推已及人，设身处地替他人着想，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把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推到别人身上。积极的推已及人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忠恕就是以仁爱和包容之心对人做事。中庸就是中和、适度、无过无不及，就是不走极端。孔子思想是情感与知识的调和，是现在与未来两个世界的调和，是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的调和，这正是孔子思想伟大之处。
孔子倡导的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人才主义和忠恕中庸思想，奠定了中华民族的人文社会思想的基本价值观念，构成中华文明的精神文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民族的人文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尤其是孔子倡导的教育为先、君子--人才治国的思想，具有很强的普世性。而民本主义对中国政治的发展则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三、商子思想中的核心价值：以法治国、富国强兵、制度创新、中央集权与国家统一
1以法治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官独立，一切皆按法断事。
以法治国就是“使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尤其要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壹刑者，刑无等级”《商君书•赏刑》；“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商君书•君臣》。“法任而国治矣”《商君书•慎法》。为了使法律能得到切实的执行，商鞅提出了独立的法律官的思想，独立的法律官在中央设置三个，国郡县皆有。以法治国在思想本质上是反对个人集权、反专断、反暴政、反专制的。后来的秦始皇的个人专断、秦朝暴政与秦的短命，正是违背以法治国精神的恶果。
2在权与法关系上，法治国家是“治不听君，民不从官”，权力高度集中与法律规范下的地方和民众自治并行。
商鞅从三个方面限制了集权的范围和作用：其一，国君（中央政权）的权力主要体现在立法权、司法权，而行政权、人事权由规定的法律限制，一旦立法，即使国君（中央政权）也不能随意改变，法治国家是“治不听君，民不从官”《商君书•说民》。君王权力再大，也不能以权力来治国，“以治法者，强；以治政者，削”《商君书•去强》。这就解决了历史上一直困扰中国政治的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一个国家的治理只能靠法治，而不能靠权治。其二，就是立法者、司法者首先要遵守法律，国君是否是明君，其中的一个标准，就是是否遵守自己制订的法律，明君守法， “法者，君臣所共操（守）也”《商君书•定分》。其三，由于一切按法行事，也为社会和民众在法律之下的自由留出了一定的空间，如果“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那么，就能够实现民众的“自治”，即“皆以自治也”《商君书•定分》；
3制度创新，高度重视农民农村农业在国家政治中的基础作用，在国家制度层面上设计出上下流动的通道，使国家政治充满活力和生机。商鞅变法的根本内容，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就是鼓励农耕与军功，以农为国本，农战结合，富国强兵。
富国强兵就是要从政治经济军事上解决国家最根本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当时就是农民农村农业的问题，就是要发展农业，利用农民的积极性，提高农村的稳定性。 “国待农而安”就是要使农民要有农可务，使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调整好农业与商业的关系，让农民从农业中得利，安心务农。商鞅的思想实际上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系统解决中国最重要的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的一种尝试。
商鞅根据事功主义原则进行政治制度改革，就是凡是有粮功军功之民（农），可以按标准升爵受赏；使得庶子平民乃至奴隶，皆可“入兵官之吏”《商君书•境内》，而贵族里没有粮功和军功的，在政治升迁方面就大受影响。商鞅的制度设计提出了三条使民（奴隶、平民、士兵）有机会得到解放并上升到国家政治上层的道路：其一是农功粮功；其二是军功之路；其三是“告奸”即告发腐败贪官者的政功之路。广大民众也是商鞅改革的受益者。 “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史记•李斯列传》。
4国家统一与中央集权。
商鞅变法强化县制，加强政治经济的中央集权。他把零星的乡镇村庄合并成县，设置了县令、县丞，总共合并划分为三十一个县（也有史书认为是41县或36个县），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县令县丞由国君直接统率，此举加强了中央集权，削弱了贵族权力。同时，秦国加强了经济管理，统一了全国的度量衡，把经济权力收归到中央；商鞅实行的县制是战国中最彻底的，适用于秦国全国境内。中央集权为中国的统一奠定了政治基础。中国要统一，就必须实行中央集权，统一与中央集权是不可分割的。
老子、孔子、商子的思想，分开来看，都有重大的价值缺陷，但如果把三家的精华合为一体，则会成为一个新的核心价值观的有机的体系：尊道而行所体现的高度的理想主义和普世价值，顺势而为体现的高度的现实主义，教育为先和选用贤能所体现的人才竞争、教育竞争，君子-人才主义所体现的重视人才作用的精神，以法治国所体现的一切依法办事，以人为本和以民为本所体现的一切以实现民众利益为国家政治好坏的评价标准，事功主义、民本主义，其中多数不仅是中国特色，而且也是能够适用于其他国家的。
所以，以华夏主义丰富、发展、改革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会在以下五个方面产生重大的社会、政治和思想影响：
1有利于凝集全体国民的精神，形成更为广泛的社会共识。华夏主义的老子精神、孔子思想在广大民众中有强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它可以产生比单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强大的影响力，形成不分党派、宗教、阶层、海内外的中华民族的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民族凝集力。
2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有体系和完整。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都是我党实践中理论的重大发展，在特定环境中的突出问题上有重大的突破。华夏主义的内容可以使这一理论更加完整、全面，避免支离破碎和局部化。
3有利于民众理解和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官方的文件会议中高度突出，但在社会和民众的宣传上则流于官方化、形式化、空洞化；如果能以华夏主义的内容充实和补充，就能与在民众中有较大影响的老子、孔子等的思想融为一体，使之更生动、更有生命力，在民众中更有影响力，加强民心的凝集力，避免时下相当多的民众因信仰空虚而盲目崇拜西方思想和宗教的现象。
4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更加鲜明和更加突出。现在十八大总结的核心价值的表述，最有中国特色的是和谐价值，其他的或者为其他国家共享，或者在西方强调更多。如果能更鲜明地提出老子的自然而然中的人法自然、无为而治中的自由价值、损补抑举的公平正义，老子和孔子的民本主义，孔子的人文主义、人才主义、人道主义；商鞅的以法治国、制度创新、国家统一等，就更能真正体现中国的特色；
5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西方的优秀文明有更多的交集和融合。华夏主义内容丰富，有相当一部分与西方的法治、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公平正义、自由等核心价值是重迭的，可以大大降低西方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抵制和排斥，绕开西方的意识形态的封锁和藩蓠，以西方较为熟悉的老子（老子一书是外国文本仅次于圣经的经典）、孔子（在多国有孔子学院）的思想进入西方社会，大大提高中国在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话语权和文化影响力。
因此，我们建议，把华夏主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内容，作为丰富、发展、补充、完善的重要的历史和现实资源，更自觉更主动的大力推广和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