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天府广场地下5米处,两块东汉石碑2010年11月被偶然发掘出土。石碑上共雕刻隶书文字2000余,“成都”、“元嘉有二”、“本初元年”等地名、年号的关键词清晰可辨。这成为继2008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江南馆街遗址”之后,成都地区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
石碑上到底说了些什么?为探秘2000年前的成都提供了什么线索?2010年12月14日,4位四川大学教授出现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就各自最近对汉碑的研究进行了讨论。
出土——
当为成都博物院镇院之宝
一大一小两块石碑,上面阴书篆刻的隶书十分漂亮,碑文一共有2000余字。目前所知的国内汉代碑刻 (包括残石)约300余通,没有一通碑文如此之多。由此可见这两通石碑的珍贵。
发掘石碑的情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谢涛还历历在目。
“(2010年)11月7日晚上接到锦江区文管所的电话,说在天府广场有重要发现。”谢涛说,2010年8日一大早,他和同事就赶到现场。那是天府广场南侧东御街上正在进行的人防工程,工人在施工过程中发现“地下不对劲”。从修好的隧道进入,谢涛看到水泥墙已经修到了石碑旁,整个隧道仅有2米宽。两块碑呈由西向东倒仆,碑下是卵石层,碑上面则为淤泥层,“发掘起来十分困难”。
经过几天的努力,两块青色石碑于2010年11月16日晚从地下5米处发掘出土。石碑一大一小,每块重量均在4吨左右。大的高2.61米、宽1.24米,小的高2.37米、宽1.1米,厚度均达到40厘米至50厘米。石碑还保存有完整的碑帽和碑座,碑座为约20厘米厚的方形座,碑帽呈仿木结构建筑屋顶状。
尽管碑身还附着有未清理完的泥土,但已能看到石碑两面篆刻了大量文字,并且大部分都相当清晰。大石碑上有1400多字,小石碑上有800多字。“文字数量是国内已知石碑中最多的。”
通过辨认石碑上记载的 “本初元年”、“元嘉有二”、“阳嘉二年”等文字,专家断定为东汉晚期。四川大学教授林向等专家认为,两块石碑是“空前的重大发现”,且保存完整、内容丰富、文字众多,当之无愧为成都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目前,大的一块石碑被命名为《元嘉二年裴君碑》,小的一块石碑被命名为《阳嘉二年李君碑》。
考证——
成都为汉代“五都”之一
石碑碑文上,有 “典蜀”、“黎元砥定”、“文武不坠”、“礼乐条畅”、“网罟悬错”、“移风返素”、“断绝玩好”、“五都列备”等词语,记载了当时成都百姓安定,当政者注重文治武功及礼乐。
专门研究秦汉史的四川大学教授宋治民通过对碑文的认读,断定两块石碑均是功德碑,分别赞颂了两位蜀郡太守,即“裴君”和“李君”。
宋治民说,从《元嘉二年裴君碑》碑文可以了解到,河东人“裴君”到蜀郡任太守,他注重防备贪污腐败,并定立相关条例以约束自己。他对下属仁厚,甚至对鸟兽都有仁爱之心,对有罪之人详加辨别,轻罪就赦免,以至于成都的监狱都是空的。“文中的‘五都列备’,是文献中有关汉代成都位列全国五都之一记载的重要旁证。”
“石碑反映了成都地区的政治史、职官史、水文史等信息。”四川大学教授张勋燎研究后得出判断。他举例,《阳嘉二年李君碑》上记载“本初元年六月下旬,此石遭水顷赴”,说明该石碑曾被洪水冲倒,并且时间确切,由此推断在本初元年(公元146年)成都地区发过大水。这为研究成都水文史提供了线索。
“同心齐鲁,幼尽儒墨。”这是《阳嘉二年李君碑》上记载的内容。四川大学教授何崝认为,这说明在“李君”时把儒家学说和墨家学说并重,蜀地的学校中,学官讲授的不光是儒家学说,也有墨家学说。“由此应对汉代的思想史有重新认识,证明当时并非真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何崝还发现,碑文都是四言韵语,但和现代诗歌的韵脚不同,与唐宋诗歌的韵脚也有很大差别,说明是用汉代语音来写作的。“为汉代语音研究提供了线索。”
探秘——
“裴君”、“李君”何许人?
“裴君”、“李君”姓什名谁?石碑又何时被埋入地下?碑文的解读不光是辨别一个字的字形、字义,还要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多方面知识,“解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专家们研究碑文后发现,这两块石碑都是经过重新刻立的,并非第一次雕刻的原碑。
宋治民说,《元嘉二年裴君碑》的原碑在刻立8年之后,于元嘉二年(公元152年)倒塌,文字磨灭,于是重新立碑。由此可推断原碑最早是在公元144年立的。《阳嘉二年李君碑》原碑则刻立于阳嘉二年(公元133年),在公元146年遇水灾后重刻,此时正是“裴君”任蜀郡太守时期。
“裴君”、“李君”到底是谁?
之前,有人曾提出“裴君”是东汉末年敦煌太守裴岑。但何崝明确提出,“裴君”不可能是裴岑。他说,现藏新疆博物馆的《汉敦煌太守裴岑记功碑》记载,裴岑曾率本郡3000兵马出击北匈奴,斩杀呼衍王。而根据《元嘉二年裴君碑》的记载,“裴君”只用了一个月时间就平定了外乱。如果“裴君”是裴岑,在塔城如此接近西域诸国的地方,用一个月时间平定外乱是不可能的。
而“李君”,目前只能判断是一位为四川文化做出重要贡献的太守。“从碑文中可看出,在当时,司马相如、扬雄、严君平等知名文人的文章已经在慢慢散失,是‘李君’组织专人收集整理他们的文章,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何崝说。
对于双碑何时被掩埋在地下,林向从碑上的一个细节作出了推测。“裴君碑正面下部有‘弟子太子旦’的字样,这明显是唐楷,应是后来刻上去的。”说明两碑埋藏的上限不早于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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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夏 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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