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述1915茅台酒瓶一碎惊万国——如何理性看待茅台巴拿马金奖风波事件

2015年04月02日 16:51
来源：凤凰商业 作者：龚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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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在获奖数字记述方面，该书记载说，1915年九月初三，中国赴美赛会监督陈琪曾在旧金山南京楼大餐厅宴请中外名流，他在餐前演说时说：“此次博览会审查之结果，中国赛品共得大奖六十二、名誉奖章六十四、金牌奖二百五十八、银牌奖三百三十七、铜牌奖二百五十八、奖词二百二十七，共计一千二百十一枚。”根据陈琪的说法，各奖数目加起来是1206枚，而非1211枚。还有该书所刊载的《西报记中国参与巴拿马赛会审查得奖事实》一文说：“审查之结果，中国出品共获奖一千二百余枚。内大奖章六十二枚、名誉优奖五十四枚、金牌奖二百五十枚。而公共出品监制人之奖尚不在上列之数。”而该书所刊载的另一篇文章《录报载巴拿马赛会中国赴赛之结束》却记载说：“我国出品得头奖者，增至六十五枚，加以同类出品所得之大奖，合七十四枚。其名誉奖章、金牌、银牌、铜牌、奖词各等奖章，共计得一千二百余枚”。由此可见，陈琪的演说和该书中所记录的中国赛品获奖数字，明显相互抵牾，不知何故。

二是在中国获奖赛品记述方面，有些赛品是根据英文名单回译而来的，因翻译误差等原因，导致部分品名和出品人面目全非，极难辨识。正如王勇则在《1915年巴拿马赛会上中国获奖知多少》（《中国档案报》2010年10月25日，总第2070期第二版）一文中说：“《巴拿马记实》中所载中国获奖赛品，有一部分是根据英文名单回译而来，导致面目全非，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错误超过百处。中国赛品居然要用英文名单统计，实难辨识，致使不少获奖赛品被历史湮没。此为厘清当年获奖事实真相的最大障碍……已知史料中，错字、脱字、衍字等比较明显，奖项、奖级张冠李戴的问题也非个别。”

三是在该书“各省得奖单和各省得奖数目表”中，关于贵州公署酒获银奖的记载，本身就存在疑点。“贵州公署酒”是否就是茅台酒，还有待考证。当年贵州选送的酒品中，不可能只有茅台酒一种酒品。当时贵州较为著名的酒品还有很多，诸如产于遵义董公寺“程氏酒坊”的小曲酒（20世纪20年代改为“程家窖酒”，即董酒的前身）、产于遵义县鸭溪镇的“赖记雷泉酒”（ 鸭溪窖酒前身）、产于金沙的“源村窖酒”“慎初斗酒”（金沙回沙酒前身），等等。在《我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记实》一书中，编者们在记述中国获奖赛品情况时，将包括茅台酒在内的赛品遗漏，也是极有可能的事。

第三，1939年出版的张肖梅的《贵州经济》，实事求是地说，的确是一部研究贵州近代史不可多得的基础文献。但大概是囿于文献的辗转传抄，该书所记述的内容，同样存在不少片面、错误，与实际不符之处。如书中关于茅台酒是满清咸丰以前某山西盐商仿照汾酒制法酿制的记载，就让人啼笑皆非。该书关于茅台酒获奖记载的原文是：“民国四年世界物品展览会，荣和烧坊送酒展览，得有二等奖状、奖章。”1915年的巴拿巴赛会，在现存所有文献中，并无“世界物品展览会”之提法，当年送展的也是成义和荣和两家烧房。这种极为片面的记载，不得不让其可性度大打折扣。

陈琪、张肖梅等因受制于交通、通讯手段落后等时代的局限，在他们的论著中出现某种错误，尚属情有可原。但拿着智能手机、享受着移动大数据时代的今人，在评价一个事物时不去作深入考究，动不动就拿某部书中的结论当作依据，辗转传抄，以讹传讹，甚至故意夸大，其用心就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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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茅台 巴拿马 金奖 1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