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回望一段堪称伟大的历史，必然能够在它的源起看到某种勇敢的精神闪耀生辉。
譬如三十年前的1987，中国的第一封电子邮件“Across the Great Wall we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越过长城，走向世界)”从北京发出，就像一个预言，工业化方兴未艾的中国，勇敢地登上了互联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首班车。
尽管彼时大多数中国家庭才刚刚开始把看电视列入晚饭后的最佳消遣方式，中国果敢将自己编入了世界的网络。历史向后翻，之后的三十年，互联网改变了中国，而中国的互联网正在改变世界。
2017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中国乌镇召开
从国家启动的技术研发，到第一批互联网创业者殚精竭虑地学习、借鉴、创新、本土化，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与计算机教育同步开始的全民互联网启蒙，到今日拥有7.2亿网民，从第一次在虚拟世界与千里之外的陌生人对话，到虚拟化的生活场景成为生活不可取代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跟随着国外互联网技术创新的脚步，到让世界惊叹的互联网“中国速度”，在互联网构建的巴别塔上，中国的创格局者们乘风而上，推动和改变了1987年之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乃至世界影响力之中诸多根基性的因素。历史洪流裹挟，却总会为那些激流勇进之人留得弄潮的天地。
在中国第一本商业史著作《激荡三十年》中，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用他经过专业新闻训练的、精准而洗练的笔法写道：互联网是一个机会，是唯一一个年轻的中国公司全面战胜跨国公司的机会，他是一道光，照亮了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
中国互联网三十年，中国人发起和主导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召开，有着六千年静谧悠长历史的江南小镇乌镇在一天之内聚起了世界互联网的半壁江山，人类最前沿的科技智慧在这里迸发交汇，就像吴晓波预见的那样，中国人勇敢把握住了互联网带来的绝妙契机，这一次，站在了世界的中心。
同一时间，凤凰网就中国互联网三十年主题专访了吴晓波，当问及吴晓波想用怎样的词汇来描述这三十年时，他略沉吟了片刻，“还是激荡吧”，他说，“它也是一个从零到一的创世纪过程。”
勇敢并时势造就英雄
三十年来，中国人在黑白电视机前目不转睛的双眼已经习惯了迅速浏览网上色彩斑斓的大千世界，“互联网”这个词汇于国人而言有着信息、生活、技术、娱乐、新鲜等杂糅交错的丰富含义。
“我认为今天的互联网还是处在一个腾讯、阿里、和百度统治的一个时期，”吴晓波认为中国互联网的三十年，每十年都是一个分水岭，但紧接着他又用人与信息、商品、服务、金融、零售之间五个“关系变革”给出了另一维度的划分，互联网的易变体质不言而喻。
在吴晓波看来，正是互联网的不确定性为中国创业者带来了迭出不穷的机遇。创新曲线被压扁，这让互联网时代的创业成败都十分迅速，而在这个迅速更迭的时代的回望中，再不会有什么革命性的大事件会被赋予划时代的意义，“没有一个事件是一个革命性的东西，它是一群人不断的勇敢的探索的一个过程，”吴晓波说，“我挺喜欢这句话，‘所有的伟大，都源于一个勇敢的开始’，和老一辈企业家为摆脱贫困而勇敢创业不同，互联网一代的创业者勇敢的动力是好奇心，觉得把生命投入到这个商业冒险中是非常值得的，而他们的机遇在于在大学里学的东西，正赶上了一个超级大的时代，前面几乎没有先行者，他们有机会从零开始，创造一个企业，改变这个国家的一个产业。”
与机遇并行的通常还有风险，资本驱动下蜂拥而上的创投行为让“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情状频频上演。而另一类则通常是勇于先行之人要不断面对的风险挑战，“原来改革开放后，中国企业总有来自世界的参照系和假想敌，你大概可以预见到未来3-5年会怎么样。但互联网创业不太一样，BAT也好，三大门户也好，它们最早的模型是从美国或者以色列、欧洲引进过来的。但进入中国一年以后，它就要进行自身的迭代，出现本土化的创新特点，你不知道这个创新是对是错。因为在全球找不到一个假想敌和一个长波段可参照对标物，所以必须要去赌这个东西。互联网的赌性更大，更刺激。”吴晓波这样分析道。
想象力、破坏性与攻击性
十年前，吴晓波这样描述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第一代企业家：他们出身草莽、不无野蛮、性情漂移、坚韧而勇于博取。
十年后，他选择用“攻击性”一词来形容中国互联网时代的企业家，他们高智商、高学历，对传统秩序的破坏力更强，“所有的成功在这些互联网创业者看来，都可能是包袱，都是可以被攻击的一个堡垒。”
毫无疑问，这种潜质与互联网这座“无法定义的正在爆发的火山”相当契合，吴晓波将其进一步引申为“想象力”。
“想象力是一种破坏力，你只要愿意去想，这就是互联网+，对于传统制造业来说，就是观念变化造成的整个生产线的柔性化。”吴晓波说。
攻击性、想象力与破坏性，在吴晓波看来都是互联网时代创业创新不可或缺的勇敢品质，使得这一代人拥有更强大的试错能力，“小步、试错、迭代、快跑”，今天中国的互联网巨头BAT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成长起来，敢于和勇于试错的精神让中国的互联网创业者得以从容应对未测的风险。
他举例BAT，进入移动端后的百度长期陷入迷茫，而现在的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汽车是百度新的冒险和新的勇敢的开始；腾讯在3Q大战时极为尴尬，微博兴起也让其忧心忡忡，2011年，微信的出现和创新再造了一个腾讯；阿里则成功地从PC端到移动端，不断创新地颠覆着传统的制造业、服务业和金融业。
“现在出现了很多80后90后的年轻人，不断地在创业，为什么，因为他敢想象。”吴晓波这样分析，“当新的想象力发生的时候，所有既有的优势都会被瓦解掉，所以想象力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能力。”
“如果有上帝的话，可能就是中国人”
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审视不可能将其抽离大的社会环境背景而进行。中国互联网三十年高歌猛进的背后，是一个国家勇敢的开始与选择。
“有一次我和美国学者交流，他们说中国政府还是蛮勇敢的，你看2003年居然就敢给支付宝发牌照，就敢允许支付宝在金融行业试水。”吴晓波说，“今天回过头来想，如果没有03年央行给支付宝发牌照，那么中国的电商发展就不可能那么快，不可能走一条特别的道路。所以中国在互联网领域里面，很长的时间都是一个支持创新、支持变革的力量。”
历史有其起承转合的必然性。同互联网时代的创格局者一样，中国也紧紧把握住了互联网发展的契机，在被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互联网革命中，勇立潮头。
吴晓波认为，互联网创业在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背景下应势爆发，巨大的人口基数极大地增强了互联网公司获利、创新和变革的能力，也令互联网成为近20年中国产业经济变革最大的破坏性力量和创新性力量。”
吴晓波认为，在这样一个普遍积极支持的环境中，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基本是顺利的。互联网的不确定性也使得其难以形成壁垒，也难以被国有资本进入。内外因素相汇，形成了BAT巨头巨大的推动能力。“今年7月份公布的全世界250多家独角兽公司，中国有98家，80％是BAT投资的，”吴晓波说，“三十年里来看，我觉得如果有上帝的话，可能那个上帝就是中国人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