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医患间误解 媒体能够做些什么

凤凰网《医》纪录片主题沙龙：媒体与医

9月3日，由跨媒体平台凤凰网与飞利浦集团共同拍摄完成的五集系列纪录片《医》在上海正式与观众见面。据悉，《医》为国内首部反映医生真实生存状况的纪录片。

在观影会结束后，凤凰卫视主持人闾丘露薇主持了名为"媒体与医"的主题沙龙，讨论主要围绕"媒体所展现的医生行业"和"医生和媒体的关系"这两个话题展开。这场沙龙的参与嘉宾有，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巡视员廖新波，中欧管理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蔡江南教授，《健康界》总编辑赵红和凤凰新闻评论员唐驳虎。

影视剧中的医生与真实的差距大吗？

廖新波：目前在世界上，尤其在中国最近反映医生医疗的事情非常之多。最近的《心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给人们一种积极向上的一种感觉，其实它是人们对生活的表达，也是一种向往。《心术》所反映的是整个医疗卫生事业、医生团体的缩影，现在凤凰网《医》系列则是透过我们医院里面最容易发生医患矛盾的部门，去进一步更现实地反映医生跟患者的故事。

我觉得主人翁说得非常之好，大家对医学的期望太高了，尤其对协和的期望太高了。我从事过病理科医生，非常懂得病人到了医院以后的一种心情，很可惜，我们没有时间沟通。每个病人有三到五分钟的沟通时间，同时也在做检查，能使医生更好的沟通吗？我觉得比较难。

蔡江南：最近很巧，今天看的是急诊室的案例，在一个星期前，我突发了急性肾结石的，在上海某一个甲级医院的急诊室待了三个小时，我当时疼的在地上打滚，但是没有一个医生护士主动上一句关心温暖的话。医生和护士都是超负荷的工作，所以我没办法对他们有更高的要求，但是我觉得这个现状应该改变了，中国人们应该得到更好的服务。

我看过《心术》的片子，但我觉得，中美的医疗体系对于病人的服务，真是具有非常巨大的差别。这个差别可能主要还不是在技术方面的差别，完全是对病人的服务、尊重、理念。中国这样的服务质量放在其他国家，医患矛盾不知道会严重多少。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医疗卫生的情况，就像国歌里唱的，"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医患的矛盾随时随地都可能爆发，甚至有非常激烈的形式爆发。

媒体是否造成了外界对医生期待过高？

唐驳虎：有关系，媒体往往会有一些民粹的冲动，觉得老百姓的一些要求必须马上得到满足。就像前几年说的查血验尿的事件，2007年发生过一次，最近又发生了一次，还是在央视《焦点访谈》这样重磅的节目上。当然之后新闻界的专家普遍认为这样的炒作是不符合道德规范的，因为使用了信息不对等的状态得出你的结论。所以我觉得一些媒体同行在操作上可能有不够谨慎不太符合新闻创作道德的地方。

赵红：首先我觉得对医学的理解上，如果不是学医的，或没有得过重大疾病是很难跨越技术的门槛的。我同事说过在美国华尔街日报、纽约日报经常刊登医学进展的问题，甚至在头版上刊登这样的文章，而在[国内]媒体界医疗健康是最不受关注的一个领域，因为他不能带来广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全行业[需要]推广医商的概念，我们是否关注自己的生命？这个纪录片医疗界的人更爱看，因为他看了之后我们会有共鸣、有同理心、同情心、会感慨、会落泪，但是老百姓如何看到？如果说我们强制，或者用什么样的方式让小学生都知道医疗是怎么回事，成为一种科普的话，就更有意义了。

媒体报道是否忽略了冲突背后的原因？

蔡江南：每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媒体挖掘根源性问题的能力是不足的，我认为媒体在体现新闻特点的同时，不要忘记了自己的正义感，不要做错误的导向，既要有患方的意见也要有医方的意见。

第一点咱们的媒体是需要得到提高和改进。有的记者没有报道医疗的经验，他们缺乏对行业的了解，缺乏行业知识，会报导的不专业，或者是不符合事实。但除了批评之外还要给他们实际的帮助，帮助他们提高。第二点我想说，我们不否认个别媒体有不专业的报道，但是我们不能把整个中国的医患矛盾问题简单地归结于某些媒体的炒作。医患矛盾是一个大量存在的事实，所以解决这个矛盾，更需要把关注点关注到产生医患矛盾的核心根源上，来消除这个根源，使得咱们中国能够尽量避免这个问题。

赵红：关于媒体如何客观报道这件事情？我认为真的有一些媒体人和自媒体人，甚至一些媒体是滥用他的话语权。我觉得像廖厅这样的，虽然是自媒体人但是保持着一种公信力，所以粉丝像放火箭一下往上涨。作为媒体，凤凰网是我们敬佩的媒体。所以媒体的社会责任和公信力受到最大的价值，如果不能够接近客观，同时滥用媒体权利，用语言暴力来伤害报道的话，是很不负责任的。

如何防止媒体对医患矛盾的扩大

廖新波：这个现象没有，但是伸张正义的人有，比如说我，我为了制止医闹做了一些努力。我希望各个媒体，必须要关心我们的医生，尤其是乡村医生，你对乡村医生做过很系列的报道。不能用精神鼓励我们医生战斗，因为过了之后疼痛还存在。我们目前所反应的，所知道的都是法律性的，明知不能在医院大闹，为什么你还这样做呢？为什么我们的执法机构看到这样的现象不去制止，还去纵容？所以这是我们要思考的，医闹应该怎样制止？

蔡江南：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依法治国，这点包括所有的病人，咱们老百姓，都要慢慢建立法制的观念。但在生活当中，老百姓靠闹反而解决了问题，医院有时候息事宁人，反而让医闹得到更多实惠。这个现象也是可以通过媒体呼吁怎样通过法来解决问题。

赵红：我想在互联网媒体时代，这个工具是属于全民的，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医院医生，甚至政府都开始会用微博、微信这些新媒体的渠道来传播自己的声音。所以大家看到，像廖新波厅长说的，越来越多的医患恶性事件出现以后，正能量的东西在新媒体和社交媒体上越来越迅速，越来越快，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大家在沟通渠道上趋于一致的时候，被正能量所压倒。

唐驳虎：我从媒体同行的角度回答一下问题的本身。医生出了医疗事故医院要赔钱，我觉得报道出了问题，也要负一定的责任，媒体上道歉或者做适当的处分。医闹如何制止？制度上功底上有限，为什么美国没有医闹？美国是法制国家，有很完善的医疗保险体制，患者出了问题我不找医院闹，通过法律程序获得我应有的救急，是美国没有医闹的重要原因。

闾丘露薇：要保证媒体对医疗事件的公正报道，还要有第三方对事故进行独立的调查，不然大家都不相信是为谁说话。

"何谓医者"是讨论医患关系的起点

说起当下的医疗行业，以及日渐剑拔驽张的医患关系，无论是媒体还是公众，基本上都走的是"高大上"的路子，习惯于从一个宏观阔大的角度来展开讨论。譬如，医疗体制改革该走向何方，是坚持公益化原则毫不动摇，还是适当放开一些市场化领域，两者之间的平衡又该如何把握？再譬如，医患纠纷该如何缓解，根源又在哪里？是医护人员这个群体整体职业操守和责任感的严重下滑，还是患者缺乏理性，过度维权所致，抑或两者兼而有之？这些问题涉及道德、制度与法律，不能说没有深入探讨的价值，但由于缺少对"何谓医者"——更准确地说是如何定位医生这样一个职业群体，从而使得整个讨论变得杂乱无章，似乎永远也达不成社会共识。

何谓医者？这个问题太好回答。医者，仁也。他们妙手仁心，救死扶伤。他们是白衣天使，是生命的守护神。然而这个问题又太难回答。在绝大多数有关医疗行业的公共事件中，医生群体却又是另外一副样子，他们时而手拿盾牌、头顶钢盔，弱势如严重缺乏自我保护的社会最底层，时而又开出天价医药费、伸手向患者讨要红包，强势得让人生畏。医生，似乎总以一个负面形象呈现在公众面前。

事实上，有两种医生形象，一种存在于观念和期待中，一种存在于不断被复制和强化的个案里，前者被过度美化与神化，也被寄予了过高的职业期待和道德期待，以至于人们总会固执地认为，医生就该手到病除，永远春风满面，而后者又被片面化和标签化解读，很多时候一起偶发的个案就会让整个医生群体都陷入千夫所指之中。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正是由于这种认知上的两极分化还在不断扩大之中，理想与现实呈现剧烈的反差，医患之间才会产生前所未有的冲突与对立。

哪一种才是真正的医生形象？当然都不是。日前，国内首部反映医生真实生存状况的五集系列纪录片《医》在上海正式与观众见面。该片是由跨媒体平台凤凰网与飞利浦集团共同拍摄完成，并选择在北京、上海和沈阳这些病人最为集中的城市的三甲医院和民营医院取景，片中的主人公也来自于急诊、儿科、心外等每天承载着成百上千看病压力的科室。与以往大所不同，该纪录片并没有迎合社会大众对于医疗服务潜在的不满或批判态度，而是以客观、真实、求真的立场，走进了医疗一线辛劳苦累的医护群体，全实时地反映了医护人员高强度、超压力的工作环境和疲惫不堪的生存状态。该系列纪录片所试图表达和解读的，其实就是"何谓医者"这个问题。

何谓医者？当然不否认医生群体中有害群之马，但毕竟这是极少数，绝大多数的医生其实都是普通人，医生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职业。他们有理想有追求，为了一个病人可以随访8年之久，也有挥之不去的困惑与烦恼，譬如"大多数病根本无法医治，我们能做的仅仅给予更好的关怀"，他们看似拥有话语权，但更多的时候是无法为外人道的无奈，每个医生每天都接诊超过300个病人，平均每个病人只有用上几分钟，他们还要面对各自的租房问题、子女教育问题……

还原为普通的职业、普通的人，走进医生职业群体的另一面，将心比心地从更人性更本质的角度去打量这一群体，我们才能发现，无论是过高的道德期待，还是过于偏激的医德拷问，实际都会走向解决问题的反面，甚至不得不说，医疗纠纷矛盾的激化，医患关系的紧张，乃至于医患之间的暴力冲突，很大程度上都源于我们过于片面过于狭隘地看待医生这个职业和这个群体。

医生的天职在于治病救人，这一点永远没错，但仅仅停留于这一点，却是远远不够的。前不久，有一项民意调查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调查称，有近八成的医成反对子女从医。这并非矫情，而是缺乏职业认同感和职业尊严的直接体现。

医疗资源供需不平衡，公共福利程度低，以及整个医疗管理体制不够健全和完善，这都是看得见的事实，而身处行业链最底层的一线医护工作者，则往往承受了最大的压力和最直接的伤害，他们既是体制弊端的埋单者，事实上也是公众发泄不满情绪的对象。一方面，由于缺乏一个良性的激励机制，医生群体的劳动价值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个人的事业前景也无法预期。救死扶伤，医治好病人，乃是医生工作价值的最好体现，但在过于行政化的管理模式下，医生的职业评价体现却是僵化和单向度的，要想体制内获得发展，不得不在工作之余，花费大量的时间用于评职称、写论文、各种考试上。而另一方面，每每发生医患纠纷，一线医生又往往要直接面对患者，中间缺乏一个必要的缓冲地带，和一个制度化、常态化的问题解决机制。这就意味着一旦患者或者患者家属情绪激化，医生就会成为唯一责任人和最终的牺牲品。

"何谓医者"，这个问题不仅问给公众与媒体，也指向了行业主管部门。空洞地呼吁医生要"救死扶伤"并无太大的实际意义，更应该做的是，创造条件、改进管理体制，让"救死扶伤"的成本降低，成为医生的一种职业本能和职业追求。

三重背景下审视医患矛盾

近年来频繁曝光的"医闹"事件乃至"杀医"案件，将愈演愈烈的医患矛盾以一种触目惊心的方式呈现给社会。凤凰网近期拍摄的纪录片《医》，正是媒体和舆论对这一社会焦点问题的回应。

将当下尖锐的医患矛盾简单地归结为某一结论，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事实上，它已经导致了一些错误粗暴的处理方式。例如，许多地方试图通过制定更严苛的地方法规或向医院派驻更多荷枪实弹的警力，以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明眼人看得出来，这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下策。而且，即便仅仅治标，也会因为蕴含难以预料的重大的潜在副作用而事倍功半。

因此，我们必须将医患纠纷放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用更复杂的眼光去审视。惟有如此，方能从长计议，长短结合，从根本上治理这一社会顽症。

应该说，每一起具体的医患纠纷例子——特别是那些升级为暴力冲突的案子——都有其特殊的诱发原因和发展逻辑。不过，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以下三重背景是当前绝大多数暴力医患纠纷的根源。

首先，是医疗资源的严重紧缺，而这种紧缺又因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不断等级的医疗机构之间的严重不平衡而雪上加霜。

这一点，只要是去大城市三甲医院看过病的人都会有最直观的感受。有句俗话说出了其中的无奈和苦楚："去医院看个病，排队3小时，医生诊断3分钟。"这还仅仅是最普通的门诊，要是涉及到复杂的检查乃至手术等，则情况经常是令人绝望。有时，在北京、上海的知名医院里弄到一张手术床位，可能比出趟国更困难。所以另一句有关上医院看病的话是这么说的：一到了医院，原来没病的都会生出病来。

有美国医疗工作者做过统计，一个中国医生一天的平均工作量是一个美国医生的4倍。我有个医生朋友，是上海一家大医院的泌尿科负责人，他告诉我说，他最忙的一天一共做了7个手术，连续17个小时在手术台上！在这样疲于奔命的紧张情形下，要求医务工作者每时每刻都保持一个好心情，始终耐心和蔼地对待患者，不表露出一丝一毫的焦虑和不耐烦，是天方夜谭，基本不发生言语冲突就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更何况，病人的性格脾性也是各有不同，若向商店里售货员的态度那样对待所有病人，恐怕医院就不能完成那么大的诊治量。

其次，是现行医疗制度的不合理。

在目前的中国，医院向学校、媒体、科研院所、演出机构一样，属于国有事业单位，除了少数民营医院外，中国的医疗体系属于国家高度行政垄断性质。这带来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和扭曲，我们且不说这种制度制约了民间资本进入医疗行业以推动医疗产业发展（这是解决上面提到的医疗资源紧缺的根本之道），就拿患者最有意见、也最容易引发暴力医患矛盾的医疗事故鉴定这一项来说吧，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国家认可的医疗事故鉴定机构与医院是分开的，可以避免"自己鉴定自己"的窘境，然而仔细推敲下去，你就会发现，医院和所谓第三方的鉴定机构同属于政府的卫生主管部门领导，说到底，它们还是一家人。更何况，在同一个体系内，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经常相互调动，因而，医院里的院长、医生与鉴定机构的负责人、鉴定技师往往就是同一拨人，甚至是熟知的朋友。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能够让与医院有纠纷的患者相信鉴定机构的客观中立和权威？

最后，是与整个社会的道德滑坡、诚信缺失分不开的。

这是个宏大的问题，这样一篇短文很难详述，但具体到医患矛盾问题，客观地说，医患两方面的问题时同时存在的。一方面，与历史上那些"未行医前先学做人"、将救死扶伤放在第一位的优秀良医传统相比，现代中国医务界受到钱权侵蚀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的医生朋友们经常向我这个媒体人抱怨社会舆论对他们存在着多么大的偏见，甚至各种毫无根据的恶意揣测，我原则上同意他们的观点，即目前中国绝大多数医生都是有职业道德的好人，我甚至认为，目前中国医务界的整体道德水准是高于全社会平均水准的，至少是大大高于中国官场道德水准的。然而，我同时也毫不客气地回答他们：去年发生在陕西的"卖婴案"也不是谁故意编造出来诋毁医生的谎言。

当然，这个问题也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很多医生朋友告诉我，他们做人是有原则的，打心底里不愿意接受病人的红包；少数性格清高的医生甚至认为，这是对他的人格侮辱。但是，他们最后大多还是收下了病人的红包，主要不是因为抵御不住金钱的诱惑，而是无法拒绝患者家属的殷切期待。"尽管不管收不收红包我都会一样仅尽心尽责，不会有任何差别，但我很清楚，如果我收下一个病人家属的红包，他心里会顿时放心很多。所以我即使要拒绝，也是先收下，等做完了手术再想办法退回去。"这就是一个全社会的诚信问题，人与人之间失去了那种信任感，导致一切都沦为等价交易。在这样的前提下，稍有什么不顺意的情况发生，原本就不存在丝毫信任感的医患双方的矛盾便一触即发……

关于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展开的讨论实在很多，我并不试图开出什么药到病除的药方来，而仅仅是想在这里仅仅是想要提供一个更为宽广的视野和多元的视角。我认为，只有对问题认识清楚，才有可能在解决问题的道路上走向正确的方向。

解决医疗禁锢，务必解放医生

在市县一级的三甲医院，医生是什么工作状况呢？已经不需多做描述。笔者的亲身经历，一个小小的外科手术后，需要主治医生查看伤口恢复情况并换药，当我早晨七点赶到医院时，主治医生还在另一个病患的手术之中，直至下午一点，这位疲惫不堪的主治医生才终于出现。

对于患者来说，长达六七个小时的等待，无疑会顿生愤怒。而对于医生来说，从清晨到下午的高强度工作，也是个人无法承受。那么，症结到底存在于何处？医疗资源的高度集中化、医护人员的高度体制化，医患比的高度失衡化。

譬如，通过社交网络而迅速走红的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医生于莺，数年前选择从医院辞去公职，并筹划自己的全科私人诊所。而在这之前，她编著的医疗图书，就已经获得广泛好评。通过社交网络积累的忠诚粉丝，已经成为信任于莺医疗水平的忠实患者。

但就在于莺寻求脱离体制、独立发展时，却遇到了行政流程上的诸多困难，最后甚至要放弃开设家庭诊所的规划。对于莺来说，患者和口碑已经不成问题，而体制门槛，却成为合法行医的挑战。

不在体制内公立医院，连医生的职称评级、升职升迁都成问题，这是众多医疗改革批评者很少关注的行业性壁垒。因为大多数人，还是将着眼点放在了医疗经费、药品价格等看得见的利益方面的市场化改革，但对于医疗人员的停滞和封闭，评论界总是摆脱不了围绕"体制"做文章的思维局限。

随着社会整体富裕水平和医疗供给能力的发展，具备单飞能力而选择脱离现有医疗体制的一批优秀医生，必然会选择自我发展和个人创业。这是笔者认为的一项符合社会发展途径的医疗变革，也必将促使医疗服务呈现新的业态，并实现社会资源的自动最优化配置。

任何改革，首先是对人的解放。自由的医生，自由的新型医疗组织，是摆脱了行政命令，交由社会实现配置的不断最优化，并且只需要医疗主管部门负责职业技术准入和医疗质量管理即可。而且，从实际的操作情况来看，社会对高端医疗机构的需求，一直是供不应求的。反而是改革滞后的行政体制，限制了这一先进模式的发展。

在笔者所生活的城市，就有非常典型的案例。多年前，市区只有一家规模较大、条件较好的妇幼保健专科医院，由于市场无法提供其他水平的医疗服务机构，妇幼保健医院仿佛成为人们的唯一选择，产科永远人满为患。而后来，市场上突然出现了一家主打医护服务的私营高档妇产诊所，实现了单房、专人护理，具备高端消费能力的人群，又纷纷选择去这里享受更为贴心、专业的妇产服务，妇幼保健医院迅速流失高端客户。最后，妇幼保健医院痛定思痛，专门投入资金，扩建病房并装修升级，所有服务标准均向民营医院看齐，人们又调头转向选择了回来。

无独有偶，在教育、律师这几个社会热门行业里，也同样呈现出自由、进步的竞争发展模式。目前，在华东、华南的普遍地区，几乎都出现了招生远超公立学校的大型私立中学。而正是灵活的用人机制和开放的行业空间，给原本也资源配置矛盾的基础教育带来的新的改革成果。为了获得更好的教育效果，学生家长们甚至主动放弃公立中学，转投私立学校。

应当说，中国医疗，失去了长达十数年的宝贵的市场化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似乎只发展出了"见不得人"的民营生殖专科医院，但这种具备明显的利益驱动、不追求专业口碑和本地化市场的财阀投资行为，也得到了野蛮发展，说明社会对医疗的需求，能够产生并培育出更多的民营医疗机构。

中国医疗资源的短缺，实际上更多、更为扭曲的是结构性短缺，整体性短缺并不是那么迫切，社区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甚至还有很多空置医疗资源。解决医疗资源的结构性短缺，除了加大整体医疗服务能力之外，最重要的一点是，让人们能够选择到想去的地方，这就是医疗资源配置上的市场化和自由化。医生想去自己想去的医疗机构、患者想去自己想去的医疗机构。试想一下，如果从协和医院跳出来的于莺，在自己的私人诊所里就医从诊，怎么会没有众多患者上门呢？

遗憾的是，目前的任何医疗改革和讨论焦点，都是围绕体制内资源的腾挪和药品价格的控制，依然带有浓厚的行政和计划色彩。行政制和计划制一日不剔除，几乎所有的医护人员都不敢离开体制内公立大型医院，民间医疗机构的大发展几乎无从谈起。而如果社会上只剩下体制内公立大型医院，那么这种资源高度集中化的弊端，也只能让就诊民众只选择集中于大医院，造成人满为患、疲于奔命。

中国现行医疗体制下 医生如何做的更好

凤凰网《医》纪录片主题沙龙：何谓医者

9月3日，由跨媒体平台凤凰网与飞利浦集团共同拍摄完成的国内首部反映医生真实生存状况的五集系列纪录片《医》在上海正式与观众见面。

在观影会结束后，凤凰卫视主持人闾丘露薇主持了名为"何谓医者"的主题沙龙，讨论主要围绕"医生与医疗体制"和"什么是好医生"这两个话题展开。这场沙龙的参与嘉宾有，飞利浦医疗保健大中华区副总裁，运营及客户服务部总经理缪宏、沈阳盛京医院影像科主任卢再鸣、医生张强、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张晖。

医生是否应该走出现有医疗体制？

张强：我是公立医院成长出来的，工作了20年才离开体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成长路线跟大多数的医生是一样的，从普通医生，到主治，到副主任医生再到主任医生，最后当上了科室主任。我离开体制的时候当了十年的科室主任，但是我为什么放弃掉？实际上是因为这二十多年，一直没有解决我的困惑：我们反对以药养医的模式，但是如何保证医生团队的纯洁性？又不让他们的生计因此而受到困扰？我最强烈的愿望就是想弄清楚医生的职责到底是什么？因此我选择走出体制。

对于医生而言，在体制内，我们长期的价值取向是希望成为主任，成为坐在主席台上的某个医疗教授，而且我作为一个科室主任，作为一个专家，很多医药工作者来讨好我，他们的服务非常好，但是一旦离开体制，没有医药代表来找你。所以我出来之后最大的收获是我认清了我们医生是做什么的，实际上就是看病，把病人服务好。

张晖：对于大多数医生而言，我们的前辈，我们前辈的前辈，都是在这样的医疗环境里面治病救人的，我们自然而然也就觉得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工作是有点理所当然的。我在协和上学上了八年，后面在医院工作5年，加起来一共是13年，当然我们的环境是有改善的，我们科在2012年搬到了一个八千平米的新环境，因为病人太多，所以总的来说没有太多的改善。但是我们接受，对于医生而言，他们的出发点就是希望能够更好救治病人，像中国的患者可以忍耐这样的环境一样，中国的大多数医生也在默默的接受这种环境。

体制里面的好处，比如说在协和医院，大家觉得比较好的是，社会上对协和医院的大夫比较尊重。第二，在协和医院有更多的机会，从学术交流，提高自己，诊疗方面来说，学术定位对医生都是很重要的东西，有很多的机会，很多的条件，这点是跳出了体制之后没有的。

卢再鸣：中国医生的培养体制，正常的培养，要5年加3年加3年共11年，所以对于医生来说，这就是一种光环，一种文化的积淀。体制内的医院都具备比较好的竞争力，实际上代表着一定的学术影响力，代表着中国医疗的最高水平。这种情况，到目前为止我所知道的都是所谓的体制内医院的医生才具备这样的资格。

但这是现在新生派的所谓体制外医院短期内无法企及的高度。体制内有这样大的病人圈你到了所谓的体制外就不一样了，你的技术就得不到充分的体现，所以体制内而言，医生跟医院是互相支持的，医生让医院的名声更大，但是你在有名声的医院里面做医生，也使你的名声变得更大，这也是双赢的过程。

什么样的医生才是好医生？

张强：医生的最重要的本质就是把病人看好。离开这个本质，我认为都是不真实的，而且对病人都是不负责任的，所以这个是在我体制最后几天我思考得出来的结论，我应该回归到自己为病人服务。

缪宏：我不是做医生的，我母亲是医生，我后来一直从事工作，大学毕业也一直做医疗方面，一生都在打交道。我发现还原医生的本质是需要很好的耐心的工作。耐心体现在对知识的可持续追求，表现在跟人之间的沟通，跟病人之间有一个很好的互动，很好的沟通，这是我理解的好医生的标准。

卢再鸣：作为医生来说每天面临的接诊情况非常复杂，作为职业的忠诚度的问题，我之前跟同事朋友讨论的时候说，医生自己到底喜欢不喜欢做医生？我坚信，现在仍然在医生的行业中坚挺地留下来的人都是喜欢做医生的，因为他们把医疗作为职业的信仰，我觉得我也是他也是那个女孩子也是。我们做医生就是这样的，我父母都是医生，所以父母深受其影响，所以我从未想过这个行业多苦多累带来什么，真得没想那么多。很多人做医生行业的人都有这样的想法。

作为医生，要时刻关心病人的感受吗？

张晖：我们经常碰到一些情况，病人很重家里面没有钱，真的是一点钱都拿不出来，只能拉走，放弃。这种时候你想帮助你也没有办法去帮助，但你还剩了最后一点点力量，就是关爱，关爱不分任何条件的，不管这个病是不是能治愈，不管你有没有机会和条件给他帮助，无论如何无论什么样的情况下，关爱都是可以存在的。

大家都在说医生是治愈还是帮助还是关心，我对于治愈帮助和关心是这样理解的，治愈是现在在医学的能力范围内，在医学知识医学科学技术发展的程度范围内能够有些病是治愈的。

我为什么做这个职业，是因为我在帮助到别人的时候我自己是快乐的。如果这个职业可以帮到别人，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得到快乐，我可以一直选择这个职业下去。所以我说常常是帮助，是关爱。

卢再鸣：医生这个职业在我看来，无论医生护士穿白大褂，就是一个美丽的职业。人们说带着所谓的闪耀的人性光辉，无论治愈你，帮助你，还是关怀你，作为医生团队一员来说，我们需要给病人更多的尊重和爱护，也希望病人们，大家都了解一下，真的医生能做的就是这些，不是大家想象的。我们大家一定要给医疗正确的认识，只是伴随你在生老病死过程当中给你一定的帮助，让你慢一点，舒服一点。

缪宏：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作为合作方，昨天我们有幸先看了一下这个片子，我们自己有一个讨论。作为一个优秀医生，她的心里一定有非常大的防火墙。因为正如张医生这样，她看到有些人放弃了，但是作为医生，却你帮不了他。所以这个小故事回过头讨论，医生是很崇高的，像教师一样，是需要有感情的工作，在日常生活当中，又不得不逼着你做理性的判断跟理性的筛选。所以我们昨天的讨论是不是性格方面更多他们学习心理医生？医生是不是更多需要关爱？医生没有给自己关爱，不关爱自己，或者说得不到社会的关爱，他一定是不能传递能力出去的。所以我们也希望把这个话题带给大家。借助凤凰网这个平台，与社会各界，我们关爱首先从自己开始，慢慢把关爱传递出去，谢谢！

闾丘露薇：就像警察也要接受心理辅导，因为接受了灾难太多一样，我们的医生群体，也是需要自我的和社会的关怀。

技术创新助推中国医疗步入智能时代 百亿大市场蓄势待发

近期国内医患关系再次引发社会关注，凤凰网还为此专门拍摄了医生题材的系列纪录片《医》。看完这个五集纪录片，在多了份对于医生的理解的同时，也深感中国医疗环境的严峻。

经常的，人们看病需要在医院排队挂号，在三甲医院排三个小时队看三分钟的门诊更是习以为常。但是，随着移动医疗市场的开发，这一切都将改变。

随着可穿戴技术的崛起，中国的传统医疗将进入智能化时代。

今后，患者不但可以通过手机APP随时预约挂号，医生也可以通过手机APP实时了解患者的病情。不仅如此，通过可穿戴技术，患者与医生都能随时掌握一些相关的监测数据。可穿戴技术与移动医疗不但给医生、患者带来便利，也将大大节约社会成本。

Medical Marketing & Media的研究报告显示，越来越多的医生愿意在从业过程中使用移动技术等新技术来改善增进与患者的交流；另一方面，也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也开始转向自己的移动设备，寻找他们需要的医疗服务和治疗方法。

就国内情况来看，眼下，北京、上海等地区的多家医院已经正式迈入移动医疗市场，推出自己的移动医疗服务。例如，上海的儿童医院普陀新院、新华医院等医院已经上线了手机APP，实现了手机挂号，支付宝付费等功能。当然，如果有事临时不能来看病，也可以用支付宝申请退款，最大程度上服务于患者。

随着APP软件的普及，可以预见，我国患者的就医模式即将得到改变，传统的医疗模式也将智能化转型。

我想，在《医》系列纪录片的《激战》中，那些急诊室里忙忙碌碌的身影或许可以因此而不再那么匆忙。焦急的病人家属也可以提前就使用APP软件进行预约挂号等，不仅能节约时间，也为挽救生命提供了更多空间。

据中国医药物资协会发布的《2013中国医药互联网发展报告》显示，去年中国移动医疗的市场规模达到了23.4亿，较上一年增长25.8%。预计到2017年底，中国移动医疗市场规模将突破百亿元，达到125.3亿元。这里的移动医疗是指通过使用移动通信技术，提供医疗服务，包括远程医疗、预约平台、医院信息移动化解决方案等。如果融合可穿戴技术的移动医疗，其市场规模将更大。

对于这个上百亿的移动医疗大蛋糕，国内互联网三大巨头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已经开始纷纷尝鲜，并相继进入移动医疗领域。

今年5月，阿里推出"未来医院"计划，正式开始其移动医疗战略。通过支付宝对医疗机构开放自己的平台，包括账户体系、移动平台、支付及金融解决方案、云计算、大数据平台等，帮助医院提高运转效率。

7月份，百度与智能设备厂商和服务商联手推出"北京健康云"，与百度云形成无缝对接，用户通过这些健康感知设备，实时监测到自身健康数据。而腾讯在大手笔投资医疗健康网站丁香园后的第二天，又宣布与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合作启用微信医保实时结算。

互联网三巨头的加入，也势必对国内医疗模式的变革注入一剂强心剂。

今年8月底，为推动远程医疗服务持续健康发展，国家卫计委发布了《关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将远程医疗的主体限定为医疗机构。这或将进一步促使移动医疗平台与医疗机构的紧密合作，这为可穿戴技术融入医疗打下了基础，也将对中国的医疗模式改革创新产生深远影响。

高效低价优质的印度"沃尔玛"式平民医院能复制吗？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那么多的人口就必然决定了资源的紧缺。像现在社会频频提起的医患问题，始终存在着优质医疗资源紧缺与就诊需求巨大的鸿沟。

前几天应朋友之邀观看了凤凰网《医》系列纪录片，在感叹医患之间确实需要多份理解的同时，也觉得中国的医疗体制和环境亦亟待创新。

能够想象类似于沃尔玛超市一样的大型医院吗？在印度成功的平民医院Narayana Health之前，人们的确很难相信，低价、优质的医疗服务能够同时实现。

和沃尔玛一样，Narayana Health医院选址在距离城市20公里，大大降低了运营成本；灵活多变的资本运转和设备融资租赁，解决了急迫的采购经费；重点围绕心脏病、骨髓移植等专科治疗，全部医疗资源能够实现高效利用。这个拥有26家连锁医院、6900张床位的成功医院，依靠技术娴熟、业务量大、低成本运转等优势，大大提升了印度民众医疗服务水平。

他们很多创新方式，实在令人点赞。比方说：患者只要在手术前两天住院即可，这里面约20%-30%心脏手术患者低于18岁；医院还为病人家属设有免费的护理课程，教他们基本的医疗知识，允许他们自己看护病人，从而减少医生护士的负担；此外医院建筑只有一层高，不仅减少了建筑成本，还可以最大限度利用自然光降低电费，同时这还意味着不需要电梯运送大件设备……

然而Narayana Health医院用欧美同类手术十分之一的价格，不仅为印度民众提供了优异的心脏病治疗手术，还创造了一项对来自25个国家的病人进行近15000次手术的记录。让人们看到，在"高大全"的中心医院模式之外，这样"沃尔玛"式的低价优质专科医疗服务的未来光辉前景。

像《医》系列纪录片中《回归》中的程云阁那样的外科手术医生，在中国的医疗环境中，每天的手术量很大，而印度这种Narayana Health医院的模式，对于同样国民人口众多、医疗资源紧缺，基层医疗落后的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创新借鉴意义。

中国的医疗行业，不仅处于资源绝对紧缺、资源又高度集中的矛盾之中，也同时处于公办医疗机构承受超负荷压力、民办医院又丧失公信力的矛盾之中。相比较而言，药品价格改革、医患冲突调解等社会关注度高、公众舆论讨论热烈的几大问题，反而是目前医疗改革困境的表面现象，是问题暴露后的沉珂，而不是问题的本源成因。

比如，由于公立医院资源过度集中、社会医疗机构公信力瘫痪，才会造成目前就医困难的矛盾。当社会部分民营医疗机构基本上被定性为"假、骗、唬"时，患者只能选择涌向公立中心医院。而由于社区医疗体系和基层医疗服务的普遍落后，又造成医诊渠道全部单向集中于上层。拥挤不堪的就诊环境下，医患冲突必然脱离管理。

因此，针对医疗市场的改革和创新，必须是能够解决市场资源配置扭曲和错误，才能取得长治久安的功效。为什么中国医疗市场这十年来，唯一开放并快速发展的，只有各种男女妇科医院和肛肠医院？这不仅仅是社会就诊需求增大的自我调节，也是医疗主管部门在资源管理上的重大失误，不仅没有培育出成功的全科式民营医院，连可信、专业的专科医院都逐渐丧失了社会公众信任。

实际上，社会的创新意识是存在的，社会资源的创业冲动也非常积极。比如印度Narayana Health医院这样成功的模式，不仅中国具有这样的创新土壤，而且也能够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但造成今日普遍困境的原因，一是医疗管理部门对社会资本参与医疗服务的谨慎徘徊，二是对一小部分逐利商人承包制、租赁制搞乱民营医院的放纵和失控。

自然，中国整体的体制改革进程中，不仅仅是医疗行业存在如此的困境，大多数行业都是普遍"一放就乱，一收就死"，但正因为医疗、教育等事关每个人的基础重点行业，才更加让社会关注。

应当指出的是，一个封闭而专业的体系，要引入创新思维，扩大改革区域，是需要一定的勇气和决心的。因为传统而强大的惯性力量，会促使医疗政策制定者们思前虑后、左右担忧，更何况，还有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部门利益和行业壁垒，这些现实利益，更容易是束缚改革创新的最大阻力。

由于共同的利害关系体和利益取向，一个沉冗、自闭而冷酷无情的医疗霸王，一定程度上也是的确存在的。医疗系统有太多的潜规则，也有太多的内部通行惯例和未被揭露的重重规则。恶化的医患关系、频发的医疗事故，灰暗的医疗事故鉴定，其背后恰恰是封闭、自说自话的严密的利益链条和处事流程。

无论如何，只要医疗行业能够真正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中国也完全可以适合Narayana Health医院这样的新型医疗模式的存在，也就更能为广大民众和病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以制度创新促医患和谐

作为中国医疗体制改革亟待反思之重要内容，扩大中的医患矛盾如何化解言人人殊难有定论，而这一世界性的难题主要难在医疗卫生领域存在非同寻常的信息鸿沟，故此即便放眼先进国家，该领域内的效率与公平、竞争与管制、市场化与行政化、私人品与公共品之争，往往令一般公共管理模式顾此失彼、漏洞百出，转型期中国特殊的国情则使得一系列问题更趋复杂。

突破现实困境的惟一途径就是创新，对此现代创新理论提出者熊彼特曾经有过形象的论述，即"不管你把多大数量的驿路马车或邮车连续相加，也决不能得到一条铁路"，当然这对于中国这样处在艰难转轨过程中的国家而言，"得到铁路"首先要做的就是选定制度创新为突破口，进而诱致性地逐次扩展出全面创新。

制度创新的先决性不止体现在制度创新具备的潜能近于无限，也不止体现在制度创新之于其他互为因果的内生变量，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外生的。事实上，在现阶段的中国，大量看似新的、突出的矛盾，实则本就源自于表现不一的体制弊端与制度扭曲。

医患纠纷的高发频发，突出反映出现行制度框架的不适用。南京医科大学此前完成的医患关系暨医德现状调研表明，中国医患之间互不信任的比例已经高达74.04%，而究其原因，除了全球一律的医患关系天然处于信息严重不对等，中国"特有"的医患症结又可大体归结到两个端口，即事先与事中端口，堪称离奇的"看病难"与"看病贵"一体兼具从一开始，就使得医患间的关系处于利益不兼容中。

导致这种利益不兼容的制度失当一则在于名为公立实为自营的医疗机构，迫于自身生存压力很不恰当但又合乎逻辑地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不断向着私人消费品演化，同时另一方面，由行业管制所维持的公立医院一统天下，以及由公费医疗定点制度所形成的市场分割，进一步使得公立医院既有动机，也有能力通过供给诱导需求（也就是俗称的"大处方"现象）。

行业监管者其实也非常明了这重弊端，而其采取的应对之道是对医院实行无所不包的"全额管理"，这其中，尤以医药、诊疗价格高度管制为最甚，而问题是，且不说以政府定价应对医患双方极为显著的信息不对称，其有效性至今在学术界见仁见智，更重要的是，只要公立医院相对患者仍然居于卖方垄断地位，那么起码在实践层面，泛滥成灾的红包、回扣、过度服务等乱象总是在反复质疑这套安排，并在事实上对畸高畸低的价格进行报复。

在医患关系本就利益不兼容的情况下，事后端的制度失当非但没能匡正补阙，反而还在加剧对立，这主要因为现行《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在医患纠纷发生后，并无制度保障独立第三方介入事件调查、协商与裁处，而患者方在公权缺位情况下业已常态化的对抗性私力救济（也就是俗称的"医闹"现象），又因为医院方同样苦于凭恃不足而一再息事宁人的"激励"而更趋激进。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中国的医患矛盾既然主要植根在制度失当的土壤中，就理当并且必须通过一系列大刀阔斧的制度创新去予以根除。所幸现在比较有利的一点是，身为后发国家的中国仍具有显著后发优势，而制度的参对、调适、模仿、移植不失为最简便易行的创新路径，譬如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在医患关系中引入专业保险机构等社会第三方力量，通过这个联结点制衡、和缓双方矛盾；再譬如建立完善市场化的自发约束机制，鼓励社会资本投入，推动医疗服务机构间合法竞争，强化医院声誉机制和患者"用脚投票"权利，等等。总之，秉持乐观眼光，比较低的起点，自然也蕴蓄着比较强的发展潜能、比较大的发展空间。

"自省和理解"才能缓和医患关系

近日凤凰网推出的纪录片《医》开始上线，这是中国互联网首部以医生为题材的纪录片。该片选择在北京、上海和沈阳这些病人最为集中的城市的三甲医院和民营医院取景，片中的主人公也来自于急诊、儿科、心外等每天承载着成百上千看病压力的科室。

在医疗新闻事件层出不穷的当下，医媒关系也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有人说"中国最大的医闹是不良媒体"，也有人说"中国的病人是最通情达理的病人，面对医生的冷漠和冷血，中国的病人大多数都能接受"。凤凰网制作的这部纪录片《医》，并没有迎合社会大众对于医疗服务潜在的不满或批判态度，而是以客观、真实、求真的立场，走进了医疗一线辛劳苦累的医护群体，全实时地反映了医护人员高强度、超压力的工作环境和疲惫不堪的生存状态。

在谈到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初衷时，凤凰新媒体CMO金玲说，《医》的出现正是媒体为唤起社会客观公正地理解医生做出的第一步。"理解，从这一刻开始"是这部系列纪录片的核心理念。

中国医患关系紧张，只要是涉医事件，舆情沸点是很低的。所以，即便很多围观者并不了解事件全貌，这并不影响他们把怒火喷向医院。冷血、不作为、漠视患者生命，像每一起医疗纠纷一样，医院和医生是逃不过舆论的口诛笔伐的。在紧张的医患关系中，没有绝对的强势和弱势。对于患者来说，知情权的匮乏会导致他们处于弱势一方；但是如果再想想，由于医疗资源紧张，在城市中每个医生每天所面对的病人数超过300人，超乎想象的医诊压力下，医生又怎能做到面如春风？

医患关系走到如今这个剑拔弩张的程度，媒体确实有值得反思的地方。比如在刚刚被舆论围剿过的"湘潭产妇之死"事件中，媒体不够完整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矛盾。凤凰网拍摄的这组系列纪录片，试图引导人们学会以"理解"的心态去看待医生这个群体。在"理解"之前，我们不妨先"自省"一下。

中国人往往习惯被裹挟在舆论洪流中去指责对方而不反思自己。比如当舆论开始指责"媒体无良激化医患矛盾"时，一些医生也赶紧站出来以各种姿态炮轰媒体，他们却不会独立在舆论洪流之外站在岸边反思自己工作中有无不当。以湘潭产妇之死事件为例，随着媒体深入报道舆情出现了逆转，大家开始批评患者一方时，很多医学界大V们便开始在微博上大发牢骚，数落患者家属的"中国式医闹"和媒体先入为主的站队思维，他们并没有借此反思湘潭医院方在和患者沟通方面有没有欠妥的地方。

在医患关系中，每当舆论出现利己一方时，这一方就恨不得抓住每一秒去攻击对方的不是，似乎只有把另一方体无完肤，医患矛盾才能得以缓解。医患矛盾如此，医媒矛盾同样如此，"抓住舆论为自己服务"，似乎成了解决问题的通用规则。在外力没有真正介入之前，如果当事几方都缺乏自省的姿态，矛盾非但不能得以缓解，反而会越积越深。

在媒体报道不够专业的情况下，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都把媒体当作了"工具"，谁能有效利用媒体，谁就有了更大的话语权和博弈能力。如果每一方都只是想着利用媒体打倒对方，然后把自己推上道德制高点，我相信中国的医患关系不仅得不到缓解，却会愈演愈烈。

纵观媒体关于医疗纠纷的报道，很少有报道反映患者或者医生"自省"的。我们总是在诉说着自己的委屈和不满，从没有反省过自身的不足和差池。自省不是相互理解的必要条件，但是，自省的姿态却可以促进双方加深了解，或者说，自省的姿态是一剂润滑剂，它可以有效的拉近医生和患者的心理距离，从而促进沟通和理解。

在现实的环境里，快节奏、高负荷的"工业化流水线"诊疗，医生已经习惯了像宣判一样告诉患者诊疗结果。医生一句不中听的"坏消息"很可能成为最后一根稻草，压垮患者的理性。医生其实应该明白，为人治病不等于给修理机器，既然人是有情绪的动物，那么医生在为病人诊疗时的语气和态度是不是可以更温和一些？患者也应该知晓，医生一天诊疗上百位病人，放在谁身上都可能产生职业的麻木，医生面无表情并非医德缺失，这只是必然的现实。

换位思考，把心尽可能地交付对方，尽可能学会从相互怀疑敌视转变为相互换位理解，尽量去信赖这个世界，彼此才能增加安全感。那部电视剧《心术》据说是为缓和医患矛盾而生，《心术》中有一句台词说得好。"爱"的繁体字中是带"心"的，简化之后的"爱"不带"心"了，这可能是因为我们不太敢把"心"交给对方了，没有"心"的交付，哪有真正的爱与信任？

"心"的交付，说白了就是"理解"。在理解之前，我们不妨也各自"自省"一番。

医患之殇何时休，媒体应当有作为

医生和患者本应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但现如今却似乎成了一对"冤家"，患者防着医生，医生也对患者戒备重重。何以至此？有论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尽管在患者看来，医生的形象早已充满负面色彩，但或许，医患之间本不应为敌，他们都是医疗体制的牺牲者。的确如此，在一个以牟取经济利益为导向的不正常的医疗体制之下，根本无法实现公共医疗资源的公平合理分配，更无法让患者能够得到尊严、让医生得到尊重和安全。如果不对现行的医疗体制动大手术，真正实现公共医疗资源均衡分配，医患纠纷、医闹、医疗腐败等负面新闻就不会绝迹。因此，单纯地将医疗纠纷和医患关系恶化的责任完全归咎于医生，是不公平的，也无助于问题的根本解决。同时，一些见诸媒体的不太严谨涉医报道，诸如"家属拒绝签字、产妇惨死手术室"之类，无形中也让医生这个群体经常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备受质疑。

近日，国内首部反映医生真实生存状况的五集系列纪录片《医》在上海正式与观众见面。据悉，该片是由跨媒体平台凤凰网与飞利浦集团共同拍摄完成，并选择在北京、上海和沈阳这些病人最为集中的城市的三甲医院和民营医院取景，片中的主人公也来自于急诊、儿科、心外等每天承载着成百上千看病压力的科室。可以说，该纪录片比较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医务工作者的工作状态和心态，可以帮助患者、家属乃至全社会更好地了解和理解医疗行业。医务工作者的辛劳和压力之大，如果不切身体验，恐怕是难以想象的。这其实也折射出一个问题：我们的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是否存在对宣传沟通和媒体公关不太重视的问题？如果能够将医务工作者的真实生存状况和工作状况更透明、更真切地展示给社会，无疑会得到更多的理解和尊重。此前有媒体报道，河南省胸科医院制作推出了公益短片《医生的舌尖》，以时下最具流行元素的载体，通过一名普通医生的一日三餐，反映医生群体真实工作状态，呼唤医患增进理解，和谐共处。该院党委书记雷新强说，这部公益短片"和热点契合度高，语言幽默风趣，观众反响强烈"，上传优酷仅5天，点击量已超21.4万。类似的方式值得借鉴。面对一些媒体的不公正报道和社会的误解，中国医生群体不能集体失声。

虽然医患之间的不信任只是当今社会诚信危机的表现之一，但也有着医疗行业自身的特点和背景。以前提到医患关系紧张，舆论几乎都是一边倒地对医院和医生口诛笔伐。实际上，很多典型案例都提醒我们，作为医患关系的一方，患者在作出判断之前亦须更理性、更慎重。同时，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理所当然，但不能为了监督而监督，更不能不顾常识一哄而上。相信很多人都还记得"八毛门"事件：2011年有媒体曝光，一个出生仅6天的婴儿无法正常排便，深圳市儿童医院建议做造瘘手术，全部费用需10万元；而婴儿的父亲陈先生拒绝了手术，到另外一所医院仅开了0.8元的石蜡油，即缓解了孩子症状。10万元手术费与8毛钱间的巨大反差，引起公众对此事的极大关注。后来，事情被证实有误，患儿父亲承认自己的无知及一时冲动使深圳儿童医院遭受社会舆论的冲击，对此真诚道歉；同时承认深圳儿童医院当初的诊断是正确的。值得反思的是，患儿父亲陈先生向媒体爆料后，深圳当地媒体当天便以《婴儿被诊断要做10万元手术，最终吃8毛钱药痊愈》为题做出报道，被全国各大媒体广泛转载转播，掀起轩然大波。作为公共媒体，在报道新闻的时候理应慎之又慎，以免误导舆论。特别是遇到专业性比较强的领域，更须多方求证，绝不可"想当然"。有人说"中国最大的医闹是不良媒体"，当然过于夸张，但毋庸讳言的是，一些不太负责任的新闻报道，确实对一些医疗事件起到了误导和推波助澜的作用。

另外，我不赞同对医生进行道德绑架，过度宣扬医生就是白衣天使、就应该无私奉献。这只能在无形中将医生架到道德的烤架上炙烤，抬高社会对医务工作者不切实际的道德预期。从本质上来说，医生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是一种职业，干好了是本分，干不好应该下岗。医患之殇何时休？一方面，要增加双方的沟通和理解；另一方面，还是要从医疗体制这个根本入手，改变以药养医、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等老问题，制订更科学、更合理的制度来对医生的权益进行保障、对医疗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否则，哪怕一线医生再辛苦、再努力，天天吃方便面、天天加班到凌晨，只要老百姓还存在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医患关系就很难真正融洽起来。在医疗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问题甚至是阻力，负责任的媒体应当有所作为，充分发挥职业精神和公信力，提供更多更理性的报道和合理化建议，而非肤浅地挑动情绪、招徕眼球。

是谁让医生和病人不再相互信任

从医学院校的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又转入新闻媒体行业六年以来，我很少对当下越来越复杂、矛盾冲突越来越激烈的医患关系发表评论。医患关系这个问题太过于复杂，任何根本就搞不清事实就单纯对医方、患方、社会、政府简单批评的言论都将失之于浅薄，而这些充满偏见、敌意的言论却充斥着大众媒体，加剧着各方矛盾，摧毁医患之间脆弱的相互信任。

生病、受伤是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的问题，所以与医疗机构打交道就成了大概率事件，那么，医生、医院值得信任吗？医疗事故真的是医生故意不负责任酿成的吗？笔者虽然没有独立行医的经历，却也曾经在医院实习一年，参加过不少的救治工作，现在身边也有不少同学、朋友仍在行医。以我对这个行业的了解，大多数医生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兢兢业业为病人服务的，因为治病救人不但是医生自己的职业本分，是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更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根本途径，医生任何一个不经意的差错，都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不但都可能成为个人职业的污点，更可能造成职业生涯的终结，没有医生会拿自己的未来开玩笑，除非他是不想干了。

医疗科技发展到今天，虽然每天都有新的突破，但是总归还有许多未能克服的难题。人生病到痊愈的过程是复杂多变的，也是漫长的，医疗过程中随时会出现让医生措手不及的新问题，限于医生、医院的医疗经验、水平以及状态，意外的伤亡都是不可能避免的。只要不是因为医生主观的过失，任何因为非人为原因造成的后果，都不应该由医生来承担。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却是，但凡发生患者的意外伤亡，医生都成为被冲击的对象。

不可否认，在这个全民腐败的社会，医疗行业和所有被民众唾骂的行业一样，都被腐败的黑雾所笼罩，吃回扣、拿红包、索取贿赂都已经从潜规则变成明规则，过度医疗、药价虚高成为人人唾弃的医疗弊病，而一些利欲熏心的医疗从业人员将职业道德良心抛掷脑后，不顾病人病患痛苦酿成严重后果的事件也时有发生。这一切，最需要的就是开放的公共利益至上的舆论监督，只有媒体能将所有的问题都曝光于光天化日之下，只有引起全民的关注和反思，才有可能将医疗本身存在的"病患"彻底革除，医疗行业健康了，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才有保障。

但是，同样不可忽视的现实却是，我们的媒体行业同样不"健康"，不能在报道医患纠纷上保持冷静、客观的立场，许多的新闻媒体人空怀一颗慈悲心，从主观出发，认为医生、医院天然处于强势地位，而患者处于弱势地位，只要发生医患纠纷，就挥舞着道德的板子打向医生、医疗机构，全然无心搞清楚事实原委。日积月累，久而久之，医生行医首先考虑的不是怎么小心大胆地用最优治疗方式解除患者病痛，而是如何在保护好自己身安全免除可能承担的责任的前提下医治；医院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越来越像一个个封闭的冷冰冰的堡垒，一方面强化对医生的管制减少自身责任，一方面在出现纠纷时动用各种力量息事宁人。医患关系剑拔弩张的时代，医院越来越冰冷不近人情，医闹越来越嚣张手段越来越极端，媒体越来越偏激，医患矛盾越来越激烈。

医学生从进入医学院学习第一天起，就在慢慢学会明白"医者父母心"这句话的分量，可是许许多多的医生，在严酷的行医环境中，成为患者既需要又不敢完全相信的陌生人，成为现行医疗体制下看病难、看病贵、看病有风险的直接受冲击者，也成为受害者。而面对面的医生和患者，本应该成为推心置腹的朋友，如今心与心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隔阂越来越深。矛盾的不断激化，即便医生想要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也是障碍重重。

在这个矛盾冲突复杂深重的时代，凤凰网适时推出了五集《医》纪录片，真实记录关于医生的生存状态，将医生真实的工作状态、心理情感毫无修饰夸张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让人重新认识什么是医者，体会什么是医者父母心。将心比心，或许才能相互体谅。我们或许没有能力一下子改变当下的医疗体制重建健康的医疗环境，却可以让每个人认识到问题的所在，慢慢解决。

《暖春》 ：总有一些爱，明白的太晚

"冰桶挑战"或可风靡一时，但为医者的付出，却是一世。

看过飞利浦和凤凰网联合拍摄的纪录片《医》，很多人都会觉得倍受感染动容，这是一种心灵温暖的苏醒，也是一种知恩图报的洗礼。但实事求是地说，全社会对医者、对医疗的认可和尊重，却不是一时一刻能够重建和修复。

《医》的五集纪录片里，《暖春》这一集里作为主角出镜的医生王丽平，是最令人引发深思的一位。她是北医三院神经内科主治大夫，也是我们刚刚熟知的"渐冻人"疾病的主治医生——那个刚刚以"冰桶挑战"慈善活动获得全球关注的"运动神经元病"，就是她付诸半生医治和拯救的工作内容。

无数名人明星们的参与和宣传，社会民众对"渐冻人"这一患者群体有了深刻的了解，但即便如此，也没有太多人去关注"渐冻人"患者背后付出诸多艰辛的医生们。也许过上一段时间，王丽平这样的默默无闻的优秀医生，会被再一次被观者淡忘。

是的，我们提起医生护士，大多是习惯性地称赞，医者仁心、悬壶济世、白衣天使，但一个人尚处青壮年时，是不会对医生产生发源于内心的真正的爱和喜欢的。只有当一个人受到病魔侵袭，并得到精心照顾恢复健康后，才会真正去关注和关爱为他奔走操劳的医护人士。

总有一些爱，明白的太晚。

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工作目标，也是很多投身医疗事业的医护人员的毕生追求。但其实仁者爱人，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对每个人的典范要求，不光爱自己，更要爱他人。医生对病人要有仁爱之心，看到病人的痛苦，看到家属的忧虑，动恻隐之心，尽全力救人。那么普通民众对医护人士，也应该顿生关爱之心，先有仁者爱人，才有医者仁心。

医生要千方百计为患者解除病痛，为他们服务。但社会何曾同等地回应、同等地关爱医护人员呢？很遗憾地说，远远不够。

正如王丽平医生在纪录片里介绍的那样，"渐冻症"是一个目前无法医治的疾病，医生和家属所能做的，就是极尽所有力量，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在面对病魔的人生倒计时里，只有主治医生和病人家属，才是最直面时间的点滴、患者的痛楚。而这些，却很难让另外一个健康的人感同身受。

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而每天每时每刻都要应对患者需求的医护人员，该是多么伟大。而医生对于顽固疾病的患者，所全心全意付出的关爱，更是尊敬而光荣。这种不带任何条件、不分场合和环境的敬业和奉献，该是让人们感受并感染的时候了。

实际上，如果社会用一颗观察的心、一个平等的视角，一个理解的态度、一个宽容的渠道，去打通医患关系，去了解医护人员的人生状态、工作心情和心理压力，就会有很多被我们忽视的真情。

就像此次飞利浦和凤凰网，能够在全社会倾向于批判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的大环境下，立足于医护人员的生活点滴，观察他们的真情实感，真实全面地反映医护人员的辛劳苦累和喜哀悲欢，推出《医》的系列纪录片，是唤起社会客观公正地理解医生做出的第一步。

是唤起这个社会对善良和公正的关注和信仰的时候了。还有更多我们不了解的疑难病症、还有很多我们不知晓的仁者医士，让我们走近医生，去了解他们作为普通人的真实情感，消除误解，加强沟通，重获理解。那些被忽视的爱，总会得以珍视。

作者：胡津铭，财经评论、产业分析师。其评论多见于《第一财经日报》《国际金融报》等媒体。

《视界》观后感：我有一个梦想

从未有哪一个职业，会像医生这样，给家庭和生活带来如此大的冲突。也从未有哪一个职业，其责任之大、职责之高，如同医生这样，毫厘之间，影响生死。

即使抱有这样诚挚的理解，在观看飞利浦和凤凰网联合出品的诚心之作纪录片《医》时，我还是感受到了深深的震撼。因为医生的现实之苦，远超我的心理预期。也从侧面反映出，我们对于医护人员的付出和辛劳，还体会的远远不够。

譬如，我知道医用电脑显示器的技术指标，是最苛刻的，也是最可靠的。医用显示器具备1024灰阶甚至2038灰阶，而普通家用显示器很多只有256灰阶。但我远远不知的是，医院影像科的专业医生，一天需要不停地看这样的精密的片子，长达十个小时。

这是一丝一毫不可松懈的诊断，也是一分一寸不能谬误的分析。每一个阴影、每一个细节，都关切到患者病情，也关乎正确的治疗方案。

如果这位每天工作这么久，需要如此细致专心的医生，已经是一位拥有双胞胎的幸福母亲，那么她还会有自己的时间和爱，去照顾、呵护自己的孩子吗？

答案是显然没有。在沈阳盛京医院放射科工作的石喻，就是这样一位满怀愧疚却又坚持工作的伟大母亲，值得献上我们所有的敬意。

因为在自由而正直的价值社会里，爱和牺牲，是赢得尊敬的同义词。在一个温暖而充满爱心的环境里，这样的职业工作者，会受到整个社会的肯定和问候。就像我们平时电影里所看到的那样，在爱的旗帜下，每一位劳动者都尽享朋友的掌声和拥抱。

但我相信，应当有更多的人和更好的技术，来帮助石喻她们减轻工作的重负，能够将更多的时间和爱心投入到家庭、倾注到两位可爱的孩子身上。因为，我们不提倡一味牺牲。我们总要有创新梦想，能够达成医疗技术的进步，能够减轻病患的痛苦，也能解放医护人员的负担。把爱送回家庭，把牺牲尽量减小，才是我们所追求的未来美好景象。

但我也知道，由于国内医疗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医生正长期承担着超负荷的工作量，这一事实及其原因，并没有为公众所深入了解。医护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为之默默付出的牺牲，也少为人知，更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耀。

我有一个梦想，像飞利浦这样全球领先的医疗企业，能够更多地通过创新性医疗方案，提升患者疗效，解放医护负担。开发全新的移动医疗平台和个人健康检测系统，造福人类。

我有一个梦想，已经全面发展的移动互联网技术，能够快速触发移动医疗的发展。让人们能够通过移动医疗技术，实现全实时的移动医疗、健康信息和服务。

我有一个梦想，创新科技，能够带给人们全面的健康监控，能够提供健康管理、慢性病监测、辅助诊断、在线诊疗及预约，解放目前重压难负的医院。

我有一个梦想，有实力的企业们，能够像飞利浦这样以最诚挚的心态，投入到医疗技术的革新之中，能够在数据、设备、服务等各个技术链条突飞猛进，早日实现信息化共享。

我有一个梦想，每个传统医疗设备和信息化厂商，都能联合IT科技巨头，加大移动医疗的创新开发，早日实现医疗机构的电子病历数据共享化和大数据分析。如果一个患者的电子病历数据，能做到全程共享和更新，那么石喻或许就会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在她的家庭和生活。

我希望每一个医护人员，都在奉献自我牺牲自我的现实前，拥有更多的时间去爱自己爱孩子。

作者简介：冒安林，知名媒体人，专栏作家，公共知识分子。先后在《南方报业》、《经济观察报》等知名媒体担任重要职务。具有十多年国内最优秀主流媒体从业经验、丰富的媒体管理统筹经验。

飞利浦：解决移动医疗"最后一公里"

在如雨后春笋的健康管理APP之后，真正的移动医疗伟大身影才逐渐显现。

人们设想的未来就医场景已经是如此美好：体外穿戴设备，实时监控身体的各项指标，并进行分析和最快预判；自动连接医疗机构；并将既往的病历和此次身体数据，全部同步到医院；实现互联网无缝式联网，可以享用全球化的医疗资源。

"如果你是一位想在移动医疗大有可为的科技创新者，就会发现所有的商业计划，到了医院就截然而止。"

王东宇，一直关注移动医疗产业投资机会的风险投资人。敏锐地发现，无论何时，医院都是移动医疗最大的重点，而所有的科学创新、流程创新，都依赖医院的同步发展。反过来说，医院的技术进步和医疗创新，才是决定移动医疗生死的重中之重。

"就像一个佩戴谷歌眼镜的硅谷潮人，但最终还是要依靠医院，解决他的近视问题。"王东宇作为一名年轻的父亲，曾经多次陪同孩子去北京儿童医院就诊。他发现，虽然医院实现了挂号、门诊、开药等流程的电子化，每个就诊患者都有一张磁卡。但很多人经常忘记携带这张门诊卡，每次都到儿童医院新办一张，也就失去了磁卡所附带的一切意义。

"手机上的移动医疗APP，会不会也是这个作用？你的手机忠诚地记录下你的血压、脉搏、血糖浓度等大量数据，但真正有病了，推进医院还是要拿着体检表一二三四五再来一遍。"王东宇说。

而这，也是飞利浦医疗所关注的。飞利浦医疗影像系统基础医疗全球副总裁戴达曼说："医疗创新，基础是以人为本。单独的几个创新的产品，还远远不够。一定要围绕客户需求，建立一个端到端的链条，一个开拓性的全新的解决方案。"

在飞利浦的官方资料里可以看到，很多年轻创业者的模糊直觉，也被飞利浦同样认识并分解为专业的技术目标。

"利用临床信息的优势，为临床医生和医疗保健供应商提供一站式实时信息；跨越模式、时区和技术，实现更自信的决策和高效的工作流程。""专注于提供技术最先进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帮助临床医生诊断、治疗和处理诸多现今最常见的疾病。""通过推广采用新型移动和远程技术和研发，带来更高效和富有成效的医疗保健系统的方案，扩展医疗服务。"

仅仅对着飞利浦医疗的这段描述，王东宇就已经足够兴奋。"这才是我关注到的真正的移动医疗新时代。一定要把医院纳入在内，大数据一定是能为专业医生服务，信息一定是要跨越领域。简单地说，要打通患者和医院！"

就拿目前尚未得到大力推广的"电子病历"来说，如果真的在北京儿童医院目前尝试上，再有进一步的发展，做到病历对人头，数据随人走，做到医疗机构的电子病历数据共享化和大数据分析，那就大大减轻了患者和医院的负担。

"比如现在虽然很多医院推广病历通用，但很多医院还是习惯自己从头检查。不仅加重了患者的负担，医生的劳动强度也特别大。最关键的是，宝贵的医疗资源被多次浪费。"王东宇说。

而在移动医疗如火如荼，资金紧盯个人健康管理和移动APP的同时。飞利浦等知名医疗企业，却在利用自己的专业资源和科技创新能力，默默打通医院信息化的最后环节。

"飞利浦会与医疗卫生系统密切合作，比如我们正在大力推行的IntelliSpace Critical Care 和Anesthesia，就是先进的决策支持和文档解决方案，未来可以通过操作，将患者数据转变成可执行信息，自动填写患者的电子病历，在所有的医生平台得到共享。"戴达曼说。

而令人欣喜的是，在全球科技都关注移动医疗的大好时代背景下，通过创新性医疗方案，提升患者疗效，解放医护负担。开发全新的移动医疗平台和个人健康检测系统，造福人类的这一伟大目标，必然会迅速得到发展和实现。

"这不是科学幻想，这是正发生的医药健康领域的一场跨界革命。"从事移动互联网产业研究的艾媒咨询CEO张毅说。移动互联网技术能够快速触发移动医疗发展。让人们实现全实时的移动医疗服务。

创新的医疗科技，是飞利浦的大型医疗企业的研究和投资的驱动力。在可期的未来，移动医疗将不仅仅局限于现在的健康监控功能，在基本的健康管理、慢性病监测、辅助诊断、在线诊疗及预约之外，能够提供专业的医疗诊断服务，解放目前重压难负的医院和医生的重复劳动。

简单便捷的方式，可能会更适合现代社会的发展，移动医疗肯定是一个方向。让我们期待真正的医疗技术的革新，实现真正的移动医疗。

作者：万万，曾担任中国最大的第三方健康风险管理服务机构高级市场经理，现从事医疗领域的风险投资

菜鸟医生的心愿

离沪近十年，在十年时间里把初中高中同学都丢光了。回沪工作三年，把大学同学又丢光了。在笔者看来，朋友圈的维系真是一件难事。高中百年校庆，正好有空就回去看看老同学。遇到了十年不见的同班学霸，再见面，我俩相视一笑，估计脑子里都是当初课间手拉手去的小姐妹情谊。

早知道她已经是沪上知名医院的医生了，我问，医生不是和我们电视人一样忙成狗么，你怎么有空来。她指指肚子。得，是准妈妈了。结了婚的老同学，在个人生活上比我领先一步，结了婚还带娃，太过分了。"你可得抓紧了"她笑说。之后几天，我俩的微信就没断过。文科生和理科生聊天，就是那么有趣。刷三观也是让我乐此不疲，有种上医疗讲座的感觉，于是开始打趣叫她唐老师。

那天偶然看了凤凰网刚上线的系列纪录片《医》，作为一个电视媒体从业者，这五集片子从拍摄手法，叙事逻辑，视听语言上做到几分，我不予置评。但我起码知道医生的职业平凡而又特殊，他们遭遇的误解多于理解。交了医生朋友，方知医生疾苦。我推荐唐老师看片子，谁知她说，早看了，与我们真实苦逼的生活相比，纪录片呈现的不及万一，要淡定。

话匣子一打开，职业病就犯了，隔着微信我仿佛开始了一个专访，而电话那头的她也开始滔滔不绝。

唐老师说，学医初始有种铁肩担道义的使命感，毕业之后发现确实肩扛重压且越走越沉。近几年，在一系列恶性事件的连续爆发下，在部分无良媒体（总觉得膝盖中了一箭）的推波助澜下，医疗行业裹挟着医改、医患等难题被推到了风口浪尖。都说创新为医，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概念。唐老师说，谈什么创新，让医生好好工作踏实生活，体制问题首当其冲，无法回避。体制方面，全国上下开始推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以及近两年开始的进一步专科医师培训，即从形式上让从高校毕业的本科、硕士、博士在真正进入医疗行业前进行规范化培训，需求是迫切的，目的是良好的。但存在的问题也日渐凸显，参与培训的新晋医师，所谓这个行业里的菜鸟级选手，都成为了维持医院基本工作的廉价劳动力。刚进入社会的医学毕业生们一方面必须要参加繁重的医疗临床工作，与此同时也要继续科研实验及论文撰写。在这样的劳作强度下，反观他们获得的薪酬却是连糊口都勉强，更不用说成家养家。

聊到这里我觉得气氛有点沉重，就打趣说，新中国第一部电视剧叫《一口菜饼子》，唐老师那么窘迫，不至于菜饼子掰开两半吃吧？她笑说，没啥钱，挣了钱也没时间花。纪录片第五集里北京协和急诊科那女医生不也是么，呵呵。

在和她"重拾友谊"之前，我总抱怨电视人起早贪黑，开起会来"夜总会""千百会"，录像的时候"朝八朝五"十分辛苦。和她聊完，什么三班倒，看几千张片子，机械化劳动，几年几年没周末反复刷新我的底线。至少我还能做一阵休一阵，至少我上班不用打卡，至少我有急事和领导说一声就能迟到早退。相较于医生劳累死板的工作，电视人劳累但灵活。人总是在比较中获得新生，平衡了不少。

唐老师说，你别打岔听我说完。一定程度上来说，繁重重复的劳动可能并不能收获所谓"规范化"培训的终极目的。甚至有相当一部分医学生在参加培训不久就放弃医生梦想，进入了医药、教育或其他行业谋生，总而言之，迷途知返。

我问，重压之下，还有人学医吗？她冷哼，记者同志！这就是更大的问题呀！高中生及家长看到目前的形势，不排除会放弃考医学专业。这我同意，长辈们的孩子要高考想学传媒来咨询的都被我反劝回去了，就业率这么低，为什么要往这个圈子挤。唐老师发来长长一个"嗯……除非"。"除非俺上边有人？"我笑接。这确实是中国特色，不是行业特色。

"体制机制改革的明天是山高水远了，那技术革新呢？"我不死心。

技术方面，新技术新设备的确给医疗行业提供了不少便利。从原本的B超、 X光、 CT到现在MRI、PET-CT等等新的辅助检查，都能够一定程度提高一些疾病的发现率，早发现早治疗。新技术在外科系统的利用率提高，从腔镜手术到现在的达芬奇机器人手术，能够在尽量减少病人痛苦的同时治疗疾患。近年来分子水平，基因水平上的新技术新的科研成果也在临床工作中处处开花，对于一些基因位点的靶向治疗在肿瘤及其他各种疾病中使用率上升。

"说了这么多好处，高科技就没缺点么？你的叙述不够辩证啊，唐老师。"

"有缺点，就一个字，贵！"没有经济基础，难言上层建筑。患者的心态误区在于，总觉得贵的就是好的，所以造成很多检查检验项目的滥用，医疗资源浪费，也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虽然医药公司等会提供相应的支持，如某些靶向药物会提供一定的赠药，但是对于患者而言仍然是很大的经济压力。

现在设备都走高端，中低端会因为机器技术限制造成一定程度漏诊。比如，同样是b超，新型号，高清晰度的，分辨病灶清楚，能定位、分级。同样是胃镜，高分辨率的镜头就能发现很早的胃癌，甚至有技术能直接染色分辨良性恶性，差的就不行。16排的CT和64排的CT切的层面厚的不是一点点，漏诊率会高，一般CT和高分辨率HRCT，又是不同级别的东西。如果用的老型号设备，考验医生的时候就到了。这也是双刃剑吧，先进的复制检查和检验一定程度也削弱了年轻医生的诊疗能力，所以我们新晋医生不能过分依靠辅助检查检验，临床经验需要累积。

"就没有你真心觉得改变了你们工作方式，为你们造福的新技术吗？"我疑惑。

"当然有"她说，"你上次来医院体检觉得有啥特别吗？"

回想起来，可以网上预约、自主挂号缴费、开药也是直接就信息化到药房了，药房也是半机械化理药了，而且医生似乎不需要等片子了。"你们是不是有一个核心系统？"

"你还挺善于观察。"技术越用越新，以前手写病史医嘱，现在医院病房用移动工作站边查房边直接下医嘱，联网护士直接可以看见；以前学生参观手术需要看录像，现在谷歌眼镜也开始试用边手术边教学。目前，医学影像采集、传输和成像技术均已较为成熟，但随着PACS应用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临床工作者已不再满足于简单的图像处理，他们希望将预处理、三维后处理等功能与PACS系统相整合，实现"一个平台多种功能"。

"意思就是，PACS系统是医院的影像系统，比如我就是拍了片子， 在医院联网有此程序的院内电脑上都可以看到片子包括B超、心超、 CT 、MRI，甚至胃镜吗？"这对患者来说也真心挺牛的，效率可以高很多啊，不用我楼上楼下跑n次。

"你说医生看片子不用等就是一个例子，医院在多年前就引进了飞利浦PACS系统，但并非每个医院都有这样的条件，有的医院近两年才有飞利浦PASC这样的系统支持，有处理大数据量的运算能力，还有稳定可靠的性能。这对医生提高工作效率来说简直是生命之光、希望之火，太重要了。"

"时间差不多了，下次再聊。我要去医院做个产检，得拿号预约。"唐老师说。

"你的工作单位你还不能随便看病？要预约？！"看来医生看病也没什么特殊，并非我们想得那么便利。

聊天结束，想起纪录片的其中一集叫《激战》，是协和急诊科女医生的职业生活侧写，不由得想起了前不久转型成为自由人的急诊科女超人于莺，她的微博每天更新急诊科"战斗情况"，通过她我知道医生是打仗职业，是我最早关注的一批V号。今天我发现，原来每天在激战的，还有断了联系那么多年的，今天陪我聊了那么久的，我的老同学。医生们，有在体制内坚守的，有出逃体制外思索的，有丰富临床经验的，也有刚踏足医生行业的，无外乎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寻找自己的为医之路。

良久，唐老师发来一条文字。"一个新医生的愿望好简单，仁心仁术加科技发展，医治更多病患，在此基础上能多一些患者的理解，就更温暖了。"

基层医疗建设亟待从锦衣夜行到公开透明

当下的中国医院，早已不是一个清静之地。

经常我们看到这样的一幕：这边，患者家属围攻医院，声讨庸医草菅人命，群情激愤；那边，医生护士上街呐喊，控诉医闹袭击伤人，群情激奋；旁边，一大波围观群众虽然不明真相，却同样群情激愤……

于是，怎样疏导各方面的激愤情绪，避免医患矛盾向暴力事件升级，已经成为这个社会无法回避的问题。除了加快医疗体制改革，除了寄希望于上级主管部门，其实，社会力量也能为缓解医患矛盾做些事情。比如凤凰网与飞利浦共同推出的这一系列专题片《医》。

《医》是媒体对搭起医患沟通桥梁的一种尝试，这套记录片通过忠实的记录医生们的日常生活，让更多的人了解医者的疲惫与压力，无奈与坚持。

事实上，媒体并非都热衷在医患矛盾中推波助澜，《医》通过镜头传达了媒体对医者的尊敬，也用镜头帮医生回答了病人总觉得自己被care不够的质疑：即使在配套最完善，资源最丰富的大型医院里，医生们仍然在超负荷的工作着，譬如协和医院的过道里躺满了从全国各地来的病患，医生们也要保持心平气和，正常接诊，已属不易。

为什么会这样呢？不能多招点医生吗？

好像没那么简单，每年，大量正规医学院校的毕业生也在为找工作发愁，为留在大城市，好医院而惮精竭虑。我们知道，在中国，医院按其功能、任务不同划分为一、二、三级，各级医院之间应建立与完善双向转诊制度和逐级技术指导关系，他们的区别主要在于规模与技术水平，但依然都是正规的公立医院，与以逐利为本的商业机构还是有本质的区别。

但是，和医学院的毕业生们只瞄准高精尖的大医院一样，老百姓们也总是习惯性的去选择最著名的、最高级的医院，无论是医生，还是病人，都在往一个方向集中，所以，相较于医生的绝对数量的匮乏，医疗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均才是导致看病难、看病贵的更重要的原因。很多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能诊治的病人，非要到三甲医院去，真正的大病、重症反而得不到充分求治，不仅延误了病人救治的最好时机，也是对优质医疗资源的极大浪费。

按现行的医药费报销规定，在更低级别的医院可以报销更高比例的医药费，可以看到职能部门在尝试着用价格杠杆来将患者分流，但是收效甚微，为什么老百姓还是不愿意去呢？

很简单，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意识的加强，病人宁愿付出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也一定要到信得过的地方去。基层医疗机构要取信于民，除了依靠行政力量不断投入资金加强建设以外，老百姓的观念引导必须并行，宣传造势不能缺少。

肯定不在医疗体系内部。

一直以来，除了那些在缝隙中畸形发展起来的生殖、整容类民营医院以外，公立医院是不耻于借助公关、广告、传媒的力量来宣传自己的，向上一级的主管部门也一样，他们同样缺乏与媒体合作的经验与意识，这种惯性思维使很多医疗体系内的改进和发展并不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熟知，但是，如果老百姓连身边有哪些基础医疗机构，他们能治好什么病都不知道，基层医疗体系建设得再好和锦衣夜行有什么区别？

整合大众媒体，制造社会热点，引导公众意识，这是专业的传播集团所擅长的领域，在发达国家，政府部门或社会机构聘请专业的公关或广告公司来推广一项政策或者业务是很常见的。

在中国，政府部门也可以尝试着换个思路，聘请商业机构做外援，通过广告与公关手段，借助媒体的力量，向大众宣传三级医疗体系的知识，让大众了解这些就在身边的医生，养成"小病小疾身边治"的意识与习惯，不再一味迷信大医院。

这就是传播的力量，也是《医》带给我们的启示。

当然，在强调宣传的同时应积极加强对基层医疗机构的监管，协调一些有经验、有水平的医生定期坐诊，通过医疗下乡、互助等形式，充实医疗力量，这样久而久之，基层机构积累了更多的资金，拥有更多的人才，配备了更好的软硬件资源，也就能吸引更多的患者，良性循环形成后，就会成为大型医院的有力补充，实现患者的有效分流，对整个社会医疗资源进行优化配置，起到积极的作用。

所以，缓解医患矛盾，必须加强沟通，沟通也是医院的责任之一。在沟通过程中，不如请个专业的传播机构？这不仅是金钱的问题，更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谁来饮个头啖汤，让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岳明：沪上著名社会调查记者，观点犀利、文风独特，对民办医疗、医改等领域有多篇文章发表，并多次被俞正声、韩正等领导批示。

企业公民感动社会 --专题片《医》之感悟

这个世界上，常常充满了"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疑问。

譬如，不少大品牌都热忠于积极参与社会公益宣传,甚或主导创新一些与当前社会热点紧密相连的关爱性营销事件,我们不禁生发思考——究竟是大品牌需要表达出对社会和人类的大爱，还是对社会和人类的大爱造就了大品牌？

著名营销大师科特勒说，营销的最高层次是社会营销，就是把产品的营销理念与社会需求结合。

无独有偶，中国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人生的第三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无论是西方的营销哲学，还是东方的人生境界，都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理：只有经历了世事的百转千回，我们方能领悟境界、意义之高低；同样，对于长期从事传播业的人而言，营销的高明与低下也有同样的意趣。

再推及到飞利浦与凤凰网联合制作的系列专题片《医》，在这部记录片中，除了偶尔的品牌提示，你感受不到任何的商业气息，但能体会到专题片传递的独特人文情怀。我们再去推敲公益需要企业来添力助推，还是企业需要借助公益来提升品牌已经毫无意义。

模特儿手持医疗器械，对着镜头表示，"用过都说好"，这是纯商业广告；品牌LOGO在镜头里若隐若现，摄影师总要给产品来个特写，这是品牌植入；只有默默隐藏于社会事件或大众传播品背后，成全作品创意者及媒体对真实、公正、情怀的追求，不以自身的商业权势去影响原作品中倡导的价值判断标准，才会让观者在赞叹回味之后，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恍然大悟。

这种超脱品牌的理性利益点，诉求更高层面的世界观或价值的传播方式，我们叫作构筑品牌的大理想。

对飞利浦来说，与凤凰网联合出品这部反映中国医生生存现状的《医》，最直接的收益就是借助《医》的热播和热议以及品牌频频亮相，提升了飞利浦在医疗领域的知名度，但更可贵的是使与其业务息息相关的各大群体能从中感知到飞利浦医疗的品牌理念，并收获良好的公共关系，这从首映礼上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科研院所、医院、媒体、企业等各界人士齐聚一堂可以窥见一斑。

作为一个国际著名品牌，飞利浦借势于公益纪录片，尽力地消除着中国医疗体系主流阵营对商业企业的抵触传统，在基于普世价值体系的品牌大理想中，求同存异，在中国的合作伙伴中，打造出一个更具有人文情怀与社会责任感的品牌形象，使其能区别于普通的医疗机构，收获更多的好感与认同。

为了更好的践行其品牌理念，飞利浦与此同时设立了"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飞利浦渐冻人关爱项目"，其宗旨是逐步提高"渐冻人"的生存、生活质量，号召更多的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共同关心、支持"渐冻人"群体救助工作，提高公众慈善意识，并鼓励和支持医学工作者进行运动神经元病相关研究。此项"渐冻人"关爱项目还将资助家庭贫困的渐冻人患者、开展专项宣传和筹资活动等与救助渐冻人患者相关的活动。

到这里，我们已经无须分辨这究竟是一场高明的营销，还是一场真正发自内心的爱心善举？但相信只要这样类似的公益项目能持之以恒的良性运作，飞利浦医疗会因此而成为一家在中国令人信赖、受人尊重的企业，"创造医疗保健行业的美好未来"企业愿景不会只是梦想！

这不是一次偶然的商业赞助，而是一个跨国企业在中国主动的、长远的承担起社会责任。这对我们回答最初的疑问也许有了更多的启发，原来，并不是大品牌抓住了每一次事件传播的契机，而是，他们一直都在默默参与。

诚然，就是对社会和人类的大爱，才造就了大品牌！

作者：廖生木，著名广告人，供职于一家著名4A公司，服务过星河湾、合生创展、海尔电器、金龙鱼、格力电器、浏阳河酒、粤通卡等客户

愿创新让医生专心为医

"中国的医生大概是全世界最难当的医生了。"这句话我听不少医生说起过。没有去过西非埃博拉前线的我不知道"最"字是否恰当，而一个"难"字中国医生却是完全当得起的。如果你学生时代是个热爱医学事业的学霸，从18岁踏入某名校医学院开始，长达9年（如果你按时毕业的话）的本硕博专业学习足以让你扒n层皮（不同于文理或经管类学科，10道数学题中做错一题你还是个好学生，而10个病人中你误诊一个你就是坏医生了）；好容易熬到毕业，成绩出类拔萃者分到三甲医院，拿着几千块钱的工资开始Rotation，住院医生、主治医生，看病进修发Paper，一级一级往上爬，再做到主任医师之前，你都得玩命干活儿，更可怜的是从28岁到45岁在你结婚生子需要买车买房的这段时间内，你没有足够多的钱。如果你足够幸运，终于有一天有了些"江湖地位"，也不必再为经济上的窘困而烦恼时，你已经人过中年了。更让人寒心的是当下医生和病人间心理上的隔阂，屡屡发生的医闹和时常见诸报端极端事件令人唏嘘不已。于是乎原本应当专心治病救人的医生看病时承受了过多的负担——选哪个厂的药、病人是否有医保、家属是否会医闹、单次处方会不会超标，各种"指标"成了医生身上无形的枷锁。也难怪从《心术》到《医者仁心》这些年的医生题材影片总能获得不错的收视率。

由于工作的原因，这几年接触了不少医生、药厂老板、销售代表、研发人员，对于种种不太正常的现象吐槽的不在少数。但另一方面，问起这些年来行业与早年间的对比，大家却几乎一致认同我们的医疗发展水平正在不断的且相当快速的进步，每每听到这些，我就又不由得感到了"正能量"的存在。正是在与这些业界同仁交流的过程中，从大家讨论的话题的变化中，我也不知不觉的看到了行业的进步。中国人过去是"玩命挣钱"，而现在却要逐步过渡到"花钱养命"，当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遇上了人类对于健康无止境追求的本能，也就催生出了当下医疗行业日新月异的"创新时代"。

创新是技术上的：二十年前，我们身边的肿瘤病人还仅限于使用放化疗+手术的经典疗法，如今单克隆抗体、小分子靶向药物、以至于基因检测、免疫细胞治疗都不在陌生；十五年前，我们的检验科还在做着普通的ELISA酶免检测，而现在从化学发光到POCT快速检测，只需等待数小时甚至数秒钟，诊断结果已经跃然纸上；十年前，我们的大部分医院还在依靠人工叫号，各部门间信息整合仍是让人头痛的事，而今从HIS（医院信息系统）到微信挂号再到天猫医药馆，更有数百种健康咨询类APP在线。也许专家资源依然稀缺，也许网上卖药难免鱼目混珠，但技术的创新确实让我们的看病之路更加方便了。

创新是模式上的：三十年前的行业泾渭分明，国有的生产企业把药造出来，国有的医药流通企业负责配送，货发到国有的医院之后由医生交到病人手上——收工~！如此简单但却无法满足医疗这一不断进步行业的需求。而今，在产业链的各个领域我们都目睹了新兴商业模式的崛起，在研发方面，较之国际巨头，中国的药企虽然还略显稚嫩，但他们的领军企业已经能够每年5亿10亿的投入新药研发，CRO（研发外包）机构也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在诊断时，从PET-CT到MRI，不仅小小的检验科已经挤满了各种"先进武器"，遇上医院自己不方便做的，还可以外包给ICL（第三方独立实验室）来帮个忙；在药品采购配送时，不仅有全程符合GSP标准的配送企业负责送货，更有人能帮你做GPO统一采购，降低医院成本；至于医院本身，尽管公立医院依然强势，但从公立医院改制到医院托管、从民营连锁医院到远程在线医疗，各种新业务模式已是层出不穷，满足着越发多样化的行业需求。

创新更是制度上的：质量控制方面，这些年来从中药企业日益重视的GAP（药材种植）到已经开始实施的新版GMP（药品生产），再到正在改造中的GSP（药品流通），药品生产和流通环节经历了标准的不断提升，尽管劣药事件仍偶有报道，但我们去药房拿药时较之十年前确实安心了许多；医疗保障方面，城镇居民+城镇职工从1亿多到4、5亿人口的覆盖，新农合更是从无到有，尽管看病贵依然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但中国用了不到10年时间实现了13亿人医保基本全覆盖却已是前无古人的成就；而在公立医院改革方面，虽然要走的路依然漫长，但从正在调整的医疗服务价格到逐渐推开的临床路径/用药合理化改革，以至渐渐放开医生多点执业，都在让医生的价值逐步得以回归。

诚然，创新之路不平坦，技术上，每5000到1万个化合物中才能有一个最终获批成为药品，国内企业的研发投入较之国外大厂还是小巫见大巫，从仿制药到'me-too'、'me-better'以至真正的创新药物靶点的发现还有很长的要走。制度上，美国推行DRGs（按病种付费）花了10年时间，日本推行医药分家也是几经波折，中国无论是用药结构的合理化、医疗保障强度的提升还是医疗服务价值的回归以及医生人员流动的市场化都还有太多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医改深水区"。尽管这个行业并不完美，但我相信在手术台上面对将生命托付给自己的病人时，每个医生首先考虑的依然是如何能够让眼前这一鲜活的生命得以延续！。作为一个医改大时代的亲历者和行业研究的小小旁观者，我能够见证创新这一曾经的星星之火继续其燎原之势，在技术上、在商业模式上、以至在制度保障上为无影灯下辛勤工作的白衣天使点亮盏盏明灯，让他们专心履行医生的神圣天职——救死扶伤！

作者：伊心，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博士，现任兴业证券医药行业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