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中国医院，早已不是一个清静之地。
经常我们看到这样的一幕：这边，患者家属围攻医院，声讨庸医草菅人命，群情激愤；那边，医生护士上街呐喊，控诉医闹袭击伤人，群情激奋；旁边，一大波围观群众虽然不明真相，却同样群情激愤……
于是，怎样疏导各方面的激愤情绪，避免医患矛盾向暴力事件升级，已经成为这个社会无法回避的问题。除了加快医疗体制改革，除了寄希望于上级主管部门，其实，社会力量也能为缓解医患矛盾做些事情。比如凤凰网与飞利浦共同推出的这一系列专题片《医》。
《医》是媒体对搭起医患沟通桥梁的一种尝试，这套记录片通过忠实的记录医生们的日常生活，让更多的人了解医者的疲惫与压力，无奈与坚持。
事实上，媒体并非都热衷在医患矛盾中推波助澜，《医》通过镜头传达了媒体对医者的尊敬，也用镜头帮医生回答了病人总觉得自己被care不够的质疑：即使在配套最完善，资源最丰富的大型医院里，医生们仍然在超负荷的工作着，譬如协和医院的过道里躺满了从全国各地来的病患，医生们也要保持心平气和，正常接诊，已属不易。
为什么会这样呢？不能多招点医生吗？
好像没那么简单，每年，大量正规医学院校的毕业生也在为找工作发愁，为留在大城市，好医院而惮精竭虑。我们知道，在中国，医院按其功能、任务不同划分为一、二、三级，各级医院之间应建立与完善双向转诊制度和逐级技术指导关系，他们的区别主要在于规模与技术水平，但依然都是正规的公立医院，与以逐利为本的商业机构还是有本质的区别。
但是，和医学院的毕业生们只瞄准高精尖的大医院一样，老百姓们也总是习惯性的去选择最著名的、最高级的医院，无论是医生，还是病人，都在往一个方向集中，所以，相较于医生的绝对数量的匮乏，医疗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均才是导致看病难、看病贵的更重要的原因。很多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能诊治的病人，非要到三甲医院去，真正的大病、重症反而得不到充分求治，不仅延误了病人救治的最好时机，也是对优质医疗资源的极大浪费。
按现行的医药费报销规定，在更低级别的医院可以报销更高比例的医药费，可以看到职能部门在尝试着用价格杠杆来将患者分流，但是收效甚微，为什么老百姓还是不愿意去呢？
很简单，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意识的加强，病人宁愿付出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也一定要到信得过的地方去。基层医疗机构要取信于民，除了依靠行政力量不断投入资金加强建设以外，老百姓的观念引导必须并行，宣传造势不能缺少。
肯定不在医疗体系内部。
一直以来，除了那些在缝隙中畸形发展起来的生殖、整容类民营医院以外，公立医院是不耻于借助公关、广告、传媒的力量来宣传自己的，向上一级的主管部门也一样，他们同样缺乏与媒体合作的经验与意识，这种惯性思维使很多医疗体系内的改进和发展并不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熟知，但是，如果老百姓连身边有哪些基础医疗机构，他们能治好什么病都不知道，基层医疗体系建设得再好和锦衣夜行有什么区别？
整合大众媒体，制造社会热点，引导公众意识，这是专业的传播集团所擅长的领域，在发达国家，政府部门或社会机构聘请专业的公关或广告公司来推广一项政策或者业务是很常见的。
在中国，政府部门也可以尝试着换个思路，聘请商业机构做外援，通过广告与公关手段，借助媒体的力量，向大众宣传三级医疗体系的知识，让大众了解这些就在身边的医生，养成“小病小疾身边治”的意识与习惯，不再一味迷信大医院。
这就是传播的力量，也是《医》带给我们的启示。
当然，在强调宣传的同时应积极加强对基层医疗机构的监管，协调一些有经验、有水平的医生定期坐诊，通过医疗下乡、互助等形式，充实医疗力量，这样久而久之，基层机构积累了更多的资金，拥有更多的人才，配备了更好的软硬件资源，也就能吸引更多的患者，良性循环形成后，就会成为大型医院的有力补充，实现患者的有效分流，对整个社会医疗资源进行优化配置，起到积极的作用。
所以，缓解医患矛盾，必须加强沟通，沟通也是医院的责任之一。在沟通过程中，不如请个专业的传播机构？这不仅是金钱的问题，更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谁来饮个头啖汤，让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岳明：沪上著名社会调查记者，观点犀利、文风独特，对民办医疗、医改等领域有多篇文章发表，并多次被俞正声、韩正等领导批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