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英国《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同属新闻集团的其他媒体相继被卷入；美国、澳大利亚等国有关媒体操守和新闻监管的调查与反思呼声强劲；窃听丑闻甚至越过媒体边界，在英国警界、政坛引发连锁震荡，卡梅伦首相因此遭遇“上任以来的最大嘲笑”。

　　窃听丑闻并非媒体罔顾社会责任、滥用新闻自由的偶发事件，它折射出西方媒体发展及民主体制遭遇的制度困境。

　　在西方新闻史上，大众传媒曾高扬自由的旗帜，为资本主义民主体制的确立和发展摇旗呐喊。西方媒体也常常标榜自己是独立于行政、司法、立法之外的“第四力量”，是传播真相、维护公正的“无冕之王”。但在资本垄断与兼并的浪潮中，大众传媒被迅速裹挟进来。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新闻业主要控制在50家大公司手里。至90年代中期，已经集中到10家公司的手里。到了21世纪，美国的传媒业几乎被时代华纳、迪士尼、新闻集团等五大财团垄断。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横跨各大洲，在英国包括《泰晤士报》、《世界新闻报》在内的40%的报纸由其控股，在美国拥有《华尔街日报》、福克斯网、几十家电视台等诸多重量级媒体，澳大利亚70%的报纸隶属该集团。媒体自由在集团化的阴影下黯然失色。一篇题为《资本比自由硬，默多克胜利了》的评论写道：“美国新闻人不得不面对一个悲凉的现实：他们只是圣徒，不是主。主的名字叫资本”。

　　美国学者W·兰斯·班尼特将新闻比作是理解政治和国家治理的“关键”，“所有的政治角色，从总统到议员，从利益集团到激进主义者，都统统将新闻看作他们走向政治的关键。”跨国媒体集团不仅直接控制和操纵新闻媒体，而且还通过媒体精英与政界、商界精英联结起来，形成强大的利益集团，以维护各自的利益。政府与媒体之间既有制衡，又互有所需。政界人物为扩大影响，巩固地位，不得不拉拢、利用甚至取悦媒体。据英国媒体报道，因窃听丑闻而被捕的卡梅伦首相前新闻主管、《世界新闻报》前主编库尔森，以其强大的媒体资源和人脉资源，在保守党的选举中曾发挥重要作用。“过去20多年，摆在每个英国政治家眼前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学会同默多克打交道，搞好关系”，英国《每日快报》政治评论员彼德·奥波恩如是评论新闻集团。

　　为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媒体不惜采用窃听、贿赂等非法途径获取独家内幕消息，争取有利的政策支持。为获取媒体的舆论支持，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对媒体的一些不当作为“无奈”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窃听丑闻充分暴露了媒体与警察、政府高层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过度的新闻自由，使西方民主体制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媒体绑架民意、民意胁迫政客、政客勾结媒体”这个难以解脱的恶性循环。在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初期，英美的很多媒体大报战争的“胜利果实”，对平民的死伤惨状和战争的残酷景象则选择性“失盲”。军火制售集团、媒介集团、政府利益部门编织成强大的“军工复合体”，以有形无形之手左右着公众的视线焦点和社会舆论走向。

　　垄断是自由的天敌。这些现有传播体制和民主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传媒集团，在国际传播中竭力适应国内形势需要，以有限的，甚至偏见式的报道应和着国内某些阶层和群体的需求，不断浇筑本国公众对他国的“刻板成见”。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在西方强势媒体舆论的高压下，被不断地淹没、忽略和压制。信息传播的“鸿沟”进一步加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不平等。

　　媒体掌控着舆论的网络，媒体自身也处在政治经济的网络中。《世界新闻报》在最后的社论中说“我们迷失了方向”。迷失的媒体背后，还有多少东西在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