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从印度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一路上留下了诸多精美绝伦的石窟造像，从新疆克孜尔石窟，到敦煌莫高窟、天梯山石窟、榆林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安史之乱中，中原大型石窟相继衰落，盛唐以后，中原再无大规模石窟造像。
　　
　　接过中国石窟艺术接力棒的，则是四川。这其中，成都佛教造像年代最早，大多是南朝作品，而中国的南朝造像在成都以外还少有发现。清代末年，成都万佛寺曾出土了大量南朝造像，近年来西安路、商业街也屡有出土。
　　
　　安史之乱后，中国经济中心南移，石窟艺术循着金牛道进入四川，在涪江、嘉陵江、沱江、岷江流域的岩壁上，星星点点出现了诸多石窟。四川几乎每个县城都有石窟分布，而又以唐代存世最多，以一种充满生命力的状态发散。中国宋代石窟存世最少，以致清代学者提出“唐盛宋衰”之说，认为宋代石窟早已衰落，不值一提。大足、安岳石窟的相继发现修正了这种观点，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作。
　　
　　如果说北方、中原的石窟写下了中国上半部石窟史，四川，显然就是下半阕。
　　
　　成都近郊龙泉驿龙泉山中，有一座名为大佛村的小山村，山村有一寺当然叫大佛寺，寺里有一块当地人叫做“天落石”的巨大青石，青石上有文史、书法界都十分出名的“北周文王碑”。有专家认为，这座刻于北周孝闵帝元年（公元557年）的碑刻，是长江流域迄今发现最早、保存最为完好的南北朝碑刻。而除此之外，这块长14米、高8米、宽4.4米的偌大石头上，尚有自唐以来的题刻、诗碑及摩崖造像50余龛160多尊。
　　
　　“汉时石阙魏晋碑”，或许山村人并不能完全明了这些已逾千载的碑刻、造像在今天具有的文史、艺术价值，然而，作为一个村庄自古便与之相依相存的风物，村民们都将其视为护佑一方的神圣与吉祥，也就一直如一件传家古董般地精心地维护着它的存在。所以，当我无意间走进龙泉山中，荣幸地一睹它的真容时，它浩然袭来的古风和令人惊讶的美便在瞬间震撼了我的视觉和神经。
　　
　　佛从大道来
　　
　　探究起“天落石”上众多精美的摩崖石刻造像的来历，应该与那条曾经联系起川渝地区贸易与文化往来的“汉唐巴蜀古驿道”不无关系。
　　
　　正如龙泉驿这个地名所传达的信息，历史上的龙泉驿其实就是历代王朝设置的一个驿站，所谓“汉置邮亭，唐设驿传”，元代为站赤，明朝才叫驿站，始称“龙泉驿”。既为驿站，那驿道自然就该早于驿站的设置而途经此地、通达四方了。史料证实，最早联系巴渝两地的巴蜀古道起于汉时，而就在半个多世纪前，虽经两千多年的演变，这条道路呈现在人们眼前的，依然是一条宽仅五尺的石板路，它因出成都东门，加之是连接成都与重庆之间最为近便的交通干道，又称为“东大道”。东大道五里一店，十里一铺，三十里一驿站，所以成都以东的五里店、黉门铺、大面铺、界牌铺、龙泉驿、山泉铺、茶店子等，都是因古道而遗留下来的古老地名。
　　
　　一两家为店，三五十家为铺，铺则往往设有“铺卒”为官家传递文书，而驿站则不仅有驿丞、驿使、驿卒，还配有驿马、驿馆，酒肆饭馆旅社俱全。无论是店、铺还是驿站，其最根本的目的都是为旅途的行人提供食宿，它们在古驿道上一路排开，串接出古东大道上一卷商旅繁华的行路图。
　　
　　“拉不完的成都府，填不满的重庆都”，可以想象，其时的东大道上，那满载货物的车马，肩挑背驮的贩夫，行色匆匆的路人，背包打伞的香客，以及马蹄声急卷一路黄尘而来的信使等等，或路途奔波，或歇脚于店、铺、驿站里，该是何等热闹非凡啊。与此同时，与这些人流、物流如影相随的，就该是南来北往、东进西出的文化传播与风俗交融了。在这点上，先期的宗教文化无论是影响力，还是在传播的形式上，都是十分地惹人瞩目。
　　
　　成都是道教文化的发源地，而在道教初步形成的东汉，佛教文化也开始传入中国。就在佛、道为争取信众的激烈竞争中，成都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宗教文化相争且传播的沃土。那青城山、鹤鸣山作为本土道教文化的发祥地，就自不必说了，就以始建于魏晋、鼎盛于唐宋的成都大慈寺为例吧，就曾有过地占千亩，梵宇96院，楼、阁、殿、堂等8524间，僧侣5万人的盛况。而自20世纪初以来，成都万佛寺、商业街陆续出土了诸多南朝造像，无不暗示着佛教造像与这座城市的渊源。
　　
　　那时没有像今天这样快捷的通讯联络方式，文化的传播可以说都是靠一步一个脚印踩踏来的，它们因道路的延伸而来，当然也要因为道路的延伸而走向更加广阔的地方。多年前，我曾为了寻觅那些古道的遗迹，翻山越岭地行走在龙泉驿广袤的山野之中，辗转往返，古道虽是多已湮没于黄尘与荒草之中了，但沿着古道的走向，柏合寺、长松寺、大佛寺、石经寺、回龙寺摩崖石刻、大佛寺摩崖石刻、桃花寺、燃灯寺、清淮公路旁的摩崖造像等，那龙泉驿境内几乎所有的宗教文化遗址或道场，竟被我无意间全部路过了，它们有的虽已为废墟、有的仅存残垣断壁，有的至今也香火旺盛。但无论怎样，在我看来，它们都是古道沉浮之外的美丽遗痕，通过它们，我们得以望见历史的风尘远影。
　　
　　二探大佛寺
　　
　　阳春三月，龙泉山山泉铺桃花开得正好。我沿着古东大道的方向，走在青石残存的山道上，山道两旁那些缀满桃花的桃树枝丫不断纷扰过来，碰撞着我的身体，于是在三月和煦的阳光和山风中，那散落纷扬的桃花便落满了那条远至千年的古道。在翻越过一道山岭后，于桃林掩映中静卧山谷的一座偌大青瓦房子便闪现眼前，这就是大佛寺了。
　　
　　由于古道早已经废弃，桃花开满的山间除了桃花，就是阳光和山风，还有那座青瓦的房子。山风轻掠过来，似乎听得见落英的声音，那场景，一时间还以为走进了古代某位高士隐逸的地方了呢。
　　
　　这是我第二次到大佛寺来了。第一次是20年前一个大雨滂沱的黄昏，由于那庙宇的外观初看与大户人家的民居也没有什么不同，一路泥泞，狼狈不堪，以为是寻得了一处躲雨、烤火的地方，走进去，才发觉是处荒废了的庙宇。
　　
　　四合院式样的寺院内，荒草丛生，一侧厢房的两个房间，大雨冲塌了墙壁，阴暗潮湿，杂乱无章；寺院大殿内有一座高大佛像，蛛网密布，从佛像大殿的右侧一扇小门出去，矗立面前的是一巨大的石头，石头上凿满了碑刻和造像。多年后，在我完成了古东大道的行走后，才陡然认识到这看似不起眼的大佛寺及其摩崖石刻的文化意义，于是在这阳春三月寻着机会再来了。
　　
　　进得庙中，仔细打量我当年忽略了的佛，各种儒、释、道造像及碑刻文字。佛称“丈六弥勒佛”，高及名为“天中天”大殿的屋顶，达4.24米，唐大历六年造（公元771年）。在没有这尊佛像之前，大佛寺古称周文王神祠或周文王庙，也就是寺庙大殿背后天落石上北周文王碑中所说的“为王敬造佛二尊宝堂”中的“宝堂”。
　　
　　为避风雨，北周文王碑及其周围众多造像所在的那块石头，是被后来树起的一卷青瓦棚子盖住的。由于那块石头既不与周边的山岩相连，色泽也有所不同，是为突兀，仿佛天落，所以当地人也就称其为“天落石”了。当春阳温暖而柔和的阳光斜斜地照射来的时候，天落石上那些碑文的笔画，造像的面容和衣衫的线条便清晰明了起来，让人不自觉地就陷于对遥远岁月的怀想之中：南北朝的古朴大方，唐宋的雍容繁华，明清的典雅，一一而来。
　　
　　大佛与三教道场
　　
　　同为弥勒佛像，但比之开凿于唐玄宗开元初年（公元713年）的乐山大佛而言，丈六弥勒佛无论从规模、神态、雕刻技艺等，都实在显得单薄。不过在我看来，这却恰好说明了当时佛教在民间的广泛影响力。
　　
　　与大佛同时代建造的，还有天落石上再现唐时三教调和的儒释道“三教道场”龛刻。要知道，“三教道场”的龛刻，多不来自民间，而是出于朝廷授意。唐时采取三教并行，在一些佛、道相争严重的地区，朝廷便会出资建立“三教场”，以倡导“三教并行”。这类石窟在四川邛崃、仁寿、安岳、资中、泸县已屡有发现，成为四川石窟艺术一个饶有趣味的代表作。
　　
　　大佛寺这处“三教场”的建立，也应该与唐时此地的社会现状有关。翻阅《龙泉驿区志》，隋末唐初，官至国子监祭酒的当地人朱桃椎弃官归隐于山林，修炼得道，道教文化一度在这方地域拥有广泛的影响，连后来的北宋徽宗皇帝也赐其“妙通真人”号。而成都东面长松山上的长松寺，则是这一地域上的第一座佛教寺庙，以至唐德元年玄宗幸蜀时，还特为寺院钦赐了“长松衍庆寺”的匾额，并建御香亭。这样一来，三教场的建立就十分必要了。
　　
　　北周文王碑的古风与神韵
　　
　　天落石众多石刻中，以北周文王碑最为珍贵。
　　
　　因为历代慕名拓印，这块位于天落石下部、刻于北周孝闵帝元年（公元557年）的碑刻与周边所有石刻的色泽有所不同，呈黝黑色。碑通体高2.24米，宽1.25米，碑首是朱鹊和浮雕小佛组成的二方连续的图案，碑额为楷书阳刻，楷书阴刻的1348字碑文主要叙述了北周政权的奠基者宇文泰的生平业绩，所谓“大功烈当时而显扬千载者，非竹帛无以褒其训，非金石无以铭其德，是以汉颂……”
　　
　　鲜卑人宇文泰是西魏、北周的实际统治者，西魏禅周后追尊为文王。作为历史上我国少数民族中杰出的军事家和统帅，宇文泰的一生，正处在由乱到治的历史转折点，在纷繁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宇文泰观时而变，最终南清江汉，西克巴蜀，北控沙漠，奠定了北周王朝的基础。他在位时所颁行的兵制、选官法等开隋唐政治制度的渊源。
　　
　　西魏恭帝三年（公元556年）宇文泰北巡，至宁夏、甘肃一带时，不幸染疾身亡，数月后，当时驻防武康郡（今简阳）的车骑大将军强独乐等11位将帅，为歌颂他们统帅的功德，便“于分东之岭，显益之岩，天落石旁，为王敬造佛二尊宝堂”，同时在天落石上还刻凿了碑像一体的“周文王庙碑”。按照碑额所署“强独乐为文王建立佛道二尊像”，严格意义上的北周文王碑，似乎还应该包括天落石上34号龛内的佛道二尊坐像。
　　
　　由于北周文王碑碑文落成时间与宇文泰病逝仅隔数月，所以北周文王碑被文史界看作是了解南北朝历史、北周时期政权构架，以及宇文泰生平的最为直接而原始的资料，具有极高的文史价值。
　　
　　但北周文王碑的价值绝不仅限于此。在北周文王碑形成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那时的中国烽烟四起，战乱不已，但源自东汉一代树碑立传和佛学东渐写经刻版的遗风，仍然在这时期得到很大的发展。这里不是要介绍那时普遍存在的树碑立传之风，以及佛教文化传播的方式，而是要说明这种碑刻艺术在汉字字体演变上的重大作用。
　　
　　我们知道，汉字在两汉形成隶书的基础上，就开始向楷书和行书方向发展了，通过北周文王碑，我们了解到其实那时的汉字字体在取代了魏碑体后就已经完成了成熟的楷书定型。有书家在精心研究了北周文王碑后认为，“既带有魏碑体的遗韵，又略带一点民间味，所以遒劲挺拔。其书风可从多角度启迪后习者，或参以篆隶，或参以行草，皆可化出一片生机。”为此，康有为在《广艺舟双辑》中也赞其“精美之独乐”。
　　
　　然而，那北周文王碑为何会刻在蜀中龙泉山中的这块石头上呢？《周书》记载，公元553年，武陵王肖纪在成都称帝，出兵攻打发生内乱的梁朝。不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宇文泰却趁机命大将军尉迟炯率军分六路攻入四川，占领了成都。刚刚在宇文泰领导下取得辉煌胜利、当上四川高官（碑文中称为“大周侍节使，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都督，散骑常侍，军都县开国伯”）的北周将领强独乐，在闻之噩耗后，当然也就有了在四川这处商旅最为繁华的东大道旁，为他的统帅“建立佛道二尊像树其碑”的举动了。
　　
　　北周文王碑刻成后，历代在天落石题刻造像甚多，除唐“三教道场碑”外，还有北宋进士宋京诗碑等等。前面的不够刻了，就转至侧面，比如“黔南王凤翥汤”于“道光庚子清和月”题写的“摇青耸翠”几个大字，由此却可见那时大佛寺，以及天落石，可是一片山林摇曳的清幽胜境。
　　
　　就北周文王碑而言，也有专家认为它并非强独乐等人所立《周文王庙碑》的原碑，而是两宋时期人们根据《周文王庙碑》和《后周宇文泰纪功碑》的残碑拓本经续补之后重刻的。但无论怎样，天落石上这块碑刻书艺的精美，都是不容置疑的。 

关键词：凤凰网 凤凰四川 巴蜀古道

编辑：肖汶君